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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所载中外关系史研究情况: http://www.china-world1981.com/?p=1129 …………………………………………………………………………………………………………….. *《海洋史研究》第十輯於2017年6月出版 *“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6月16-19日在青海西宁召开 * 《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1期于6月15日出版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 ─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5月25-29日在青岛召开 *第二届(2017年)“姚楠翻译奖”3月开始申报 *《郑和研究动态》2017年第一期(总第 35 期)于1月17日出版 * 《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2期于12月15日出版 *紀念上海鄭和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上海與鄭和研究》於2016年12月出版 *《国家航海》第17辑于2016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于2016年10月27-30日和大连大学合作举行2016年年会暨“丝绸之路的互动与共生学术研讨会” *2016年10月,《今日中国》繁体版十月号(总第二十二期)发表“从古今地图看东海与南海特辑”,全期登载对本会原副会长谭广濂先生的专访:〈「地图画咗出来,就是最好的见证」─ 对话香港古地图收藏家、研究者谭广濂〉,另详刊其长篇大作:〈从古今地图看东海与南海〉 *本会会员和学友通力合作、联袂编辑的《中国历代海路针经》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2016年8月22日在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首发 *《国家航海》第16辑于2016年8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海洋史研究》第九辑于2016年7月出版 *《郑和研究动态》2016年第二期(总第34期)7月30日出版 *《海交史研究》2016年第1期于6月15日出版 *《国家航海》第14、15辑于2016年2、5月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一带一路上的文化艺术交流》研讨会暨小型展览于2016年4月2日(星期六)上午10时半至下午6时正假香港海事博物馆举行 *《针路蓝缕》首发式于2016年1月28日在香港海事博物馆隆重举行 *《郑和研究动态》2016年第一期于1月25日出版 *《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2期于2015年12月15出版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编《丝路的延伸——亚洲海洋历史与文化》出版(中西书局2015年12月) *《海洋史研究通讯》2015年第2期(总11期)于12月24日印发 *纪念我会已故原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黄时鉴教授的一大举措:《黄时鉴先生纪念文集》(暂名)征稿启事 *香港海事博物馆大型航海图册《针路蓝缕》2015年11月出版 *《海洋史研究》第八辑于2015年11月出版 *《国家航海》第13辑于2015年1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外关系史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华侨与中外关系史”已于10月16-18日在北京顺利举行 *“海峡两岸丝路西域物种技术传播与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0月1-2日在塔里木大学举行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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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6月16-19日在青海西宁召开

  • “中外关系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 Original 2017-06-19 中外关系史学会 青海•西宁 2017年6月17-19日 6月17日 8.30-9.30 开幕式 主持人:杜常顺(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刘同德(青海师范大学校长)致辞 万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致辞 郑炳林(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致辞 10.20-12.00 主题报告 主持人:郑炳林 张久和:柔然与西域关系的几个问题 修斌:日本人在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上的活动 万明:整体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源自青海的澜沧江即黑水考 李健胜: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命名及学术研究概述 石源华:“一带一路”与中国周边外交全覆盖 14.30-18.00 分组会议 第一组上半场 主持人:魏道明;评议人:图门其其格 郑洁:“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 杨鲁慧、范磊:宗教公共外交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与南亚 王璞:大河文明——疏勒河及内陆河历史文化特征考察 王征:论新疆构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战略路径 田建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历史文化资源创新传播策略——以“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为例 王连旗:先秦至南北朝时期我国西北地区丝绸之路开辟与发展 刘腾飞:新丝路框架下中亚投资环境与风险研究 兰永海、张德:西北地区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当今发展 刘丹忱:近代中华多元一体民族认同思想研究 第一组下半场 主持人:杨鲁慧;评议人:胡同庆 李志鹏:多维视域下的“唐蕃古道”甘肃段线路再探 曲玉维:徐福东渡若干问题基本梳理 任继昉:典故中的西汉丝绸之路 陆芸:伊斯兰教在中国与中西文化的互动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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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 ─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5月25-29日在青岛召开

  •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 ─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5月25-29日在青岛召开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在青岛举行 来源:齐鲁网http://qingdao.iqilu.com/qdyaowen/2017/0527/3562370.shtml 作者:李英 通讯员 陶晓玲 2017-05-27 15:39:05 齐鲁网青岛5月27日讯(记者 李英 通讯员 陶晓玲)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26日在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学术交流中心正式开幕,会期四天。此次研讨会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海洋大学主办,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海洋文化研究所、文科处、海洋发展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国家985哲学社科基地承办。 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经贸与历史现象,在人类的发展长河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伴随着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本次研讨会以“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为主题,交流学术,凝聚共识,旨在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研讨会共计安排3个大会主题报告、15个学术专场、近100个专题报告,堪称学术盛事。中国海洋大学于志刚校长、中外关系史学会丘进会长、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修斌院长、海南大学王崇敏副校长出席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曲金良教授主持开幕式。 于志刚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将本次大会的学术主题确定为“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传承历史,启示当代,对于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围绕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学校初步构建了以海洋发展研究院、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青岛海上丝路研究院三个核心单元为依托,各有侧重、相互支撑的“理论研究-决策咨询-综合服务”于一体的运行机制,致力于开展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决策咨询和综合服务。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修斌院长在致辞中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校文科发展迅速,学院也进入了基础性人文学科和应用性新兴学科齐头并进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指出,这次换届会议,必将成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发展中的新的里程碑,这次在重要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也必将为中外关系史研究贡献新的重要学术成果。 开幕式上,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丘进会长代表第八届理事会做工作报告。主要涉及:学术活动和学术会议、学会的基础建设工作、财务情况、年检情况四个方面。其中,学会所举办的学术活动或研讨会共计8次,由学会主编和出版的论文集共计4部。报告最后,丘进会长表示,在第九届理事会的领导下,学会各项工作定能够继往开来,更上一层楼。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中国古代的“四海会同、四海一家”天下观念、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及政策、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共生、古代海陆“丝绸之路”历史遗产的当代价值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研讨并取得重要共识。 来自全国各地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以及校内学者,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士生近百人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 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本站讯 5月25日-29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海洋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海洋大学主办,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暨海洋文化研究所、文科处等单位承办。来自全国的学会会员、相关领域学者和校内外博士、硕士研究士生共约150人参加了大会。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学会副会长曲金良主持,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于志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丘进、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修斌发表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会执行会长万明,郑州大学副校长、学会副会长张倩红,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学会副会长韩东育,浙江大学教授、学会副会长王勇,厦门大学教授、学会副会长廖大珂,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学会副会长段渝、延边大学教授、学会副会长朴灿奎,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学会副会长张一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学会副会长李雪涛,暨南大学教授、学会副会长马建春,以及学会秘书长孙泓等学会领导班子成员,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蒋秋飚、副院长赵成国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了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会名誉会长耿昇,北京大学教授、学会原副会长王晓秋作了大会主题报告。 于志刚校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将本次大会的学术主题确定为“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传承历史,启示当代,对于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围绕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学校初步构建了以海洋发展研究院、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青岛海上丝路研究院三个核心单元为依托,各有侧重、相互支撑的“理论研究-决策咨询-综合服务”于一体的运行机制,将致力于开展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决策咨询和综合服务。 修斌院长在致辞中介绍了中国海洋大学文史学科的历史辉煌和海洋特色建设面貌,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校文科发展迅速,学院也进入了基础性人文学科和应用性新兴学科齐头并进的新的时期。同时指出,这次学会换届大会必将成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学术研讨会也必将为中外关系史研究贡献新的重要学术成果。 丘进会长在致辞中回顾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开展的工作,并主持了学会换届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万明研究员当选为第九届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万明会长代表新一届理事会对上届理事会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并对学会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筹划与展望。 在两天的学术研讨中,与会专家学者紧紧围绕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中国古代的“四海会同、四海一家”天下观念、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及政策、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共生、古代海陆“丝绸之路”历史遗产的当代价值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研讨。研讨会共进行了1场主题报告会2个主题报告外、15个学术专场近100个专题报告,堪称学术盛会。其中1场青年学者论坛,成为与会学者高度评价的特色亮点。 全体与会学者还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暨本次学术研讨会全体代表名义达成了《青岛共识》,由第九届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万明在闭幕式上隆重对外发布,表达了发挥学会自身优势,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当代丝绸之路繁荣兴盛的共同意愿。 《青岛共识》凡4点,内容是:一、鉴古今知未来,大力加强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研究,挖掘利用和发展古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提供现实启示。二、把握机遇,关注社会发展需求,应对时代挑战,组织综合性、专题性课题研究,将学会建设成为研究丝绸之路发展的高端智库。三、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丝路精神,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增进丝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合作共赢。四、建立起丝绸之路整体视野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搭建国际合作的学术交流平台,发挥学会的优势,每年合作举办丝绸之路国际论坛与系列讲座,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迎接当代丝绸之路繁荣兴盛时代的到来。 通讯员:陶晓玲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议程 2017-5-26 00:17| “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九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 主办: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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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时鉴先生纪念文集》(暂名)征稿启事

  • 纪念我会已故原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黄时鉴教授的一大举措: 《黄时鉴先生纪念文集》(暂名)征稿启事 敬启者: 杭州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将编辑出版《黄时鉴先生纪念文集》(暂名),作为2016年杭州市政协文史委文化名人“三亲”史料系列选题纳入出版计划,并争取在黄时鉴先生逝世三周年举行发行仪式。现向海内外黄时鉴先生生前同仁师友、研究者和同事、学生、后学征集怀念、追忆黄时鉴先生的文章,具体通知如下: 1.以缅怀、追忆、感念黄时鉴先生的文章为主,也可适当涉及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学术成就等,以“我”第一人称撰写“亲历、亲见、亲闻”,突出“三亲”史料的特点。 2.体例不限,行文规范,文字朴实清通,内容言之有物,字数一般在1500-3000字(特约专稿不在此例)。 3.每篇文章可选配两三幅有史料价值、纪念意义的照片。照片质量需达到印刷制版要求,与文章一起寄发(注意不要粘贴在word文档里,最好用jpg格式)。 4.截稿日期:2015年11月30日。 5.投稿邮箱:bzcpower@163.com(邮件标题请标明“黄时鉴先生纪念征文”)。 6.联系人:鲍志成,电话:057187382628 ,13588143493 黄时鉴先生纪念文集编辑部 201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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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外关系史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已于10月16-18日在北京顺利举行

  • “华侨与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015-10-19 21:08:05 | 来源:国际在线专稿 | 编辑:杨玉国 |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张意)10月17日-18日,“华侨与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015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年会在北京华文学院昌平校区召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任启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党组成员高翔,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法司司长董传杰,北京华文学院院长周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丘进等出席会议并致辞。相关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届研讨会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法司、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北京华文学院联合主办,由北京华文学院承办。会议以“华侨与中外关系史”为主题,下设“一带一路”的历史思考、住蕃华人与中西交通,中国历代对来华移民之管理、华侨与中华文化对海外的传播等子议题。会议邀请八位著名学者围绕议题进行主题发言,其他学者分四个小组对参会论文进行研讨交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纪宗安做大会总结,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执行会长万明致闭幕辞。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于1981年,是在国家民政部注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下设中外文化交流史、中日关系史、丝绸之路史等三个专业委员会。现有会员近800人,均为博士或中高级科研、教学和出版人员,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包括港、澳、台)。学会自成立以来,已经召开学术会议45次,出版译丛5集,论丛22集,通讯24期。现在是第八届理事会主持工作。 “华侨与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开幕 发布时间:2015-10-17 14:50:52 | 来源:人民网 | 中国网-传媒经济 QQ空间 腾讯微网志 新浪微网志 人人网 开心网 豆瓣网 MSN 中新社北京10月17日电 (陶煌蟒)“要高度重视华侨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中的历史作用,加强华侨史的研究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更是中外关系史学界的重要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高翔17日在“华侨与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如是表示。 当日,“华侨与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2015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年会在北京华文学院开幕,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与会议进行讨论。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任启亮在致辞中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向外移民的大国,古代文献中称之为唐人、华人,到晚清时便改称华侨,尤其以东南亚华侨为最多,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可以说中外交往都与华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学术的进步,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范围在不断延伸,已逐步扩展到中外经济交流、移民与民族融合、南海疆域等重大问题。”他指出,目前“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不仅让历史学者普遍采用,更成为许多国家民众所熟知的文化概念,联合国已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先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各国政府与民众对丝绸之路的认识远远超出历史范畴,中外关系史学科对此功不可没。 任启亮希望,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学者们能以全新的角度与更广的范围从事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期待与会学者从跨学科角度对有关课题展开研究,为“一带一路”作出积极贡献。 高翔对此十分赞成。他说,近代以来,海外侨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新的崛起进行了艰苦奋斗,历史始终证明,海外侨胞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紧密相联。 “如何凝聚广大侨胞的力量,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不仅是历史课题,也是崭新的时代课题。”他强调,历史学工作者要积极投身到时代进步的洪流深处,为进步的事业推波助澜,而不能站在岸边冷眼旁观,更不能逆流而动。 高翔表示,要努力提升中外关系史学界在华侨史研究领域的境界和水平,看到历史上华侨发挥的作用,高度重视华侨史研究,中外关系史学会应该关注侨胞现状,关注华侨历史。 北京华文学院院长周锋表示,相信华侨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将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思想的理论基础,对中国持续深化全方面对外开放、沿线国家繁荣进步都具有特殊意义。 本次研讨会由国侨办政法司、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北京华文学院联合主办,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于1981年,已召开学术会议45次,现有会员近800人。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丘进出席论坛并讲话,国侨办政法司司长董传杰主持开幕式。(完) 来源:人民网 关于中外关系史年会的召开,初步搜索,其他报道或转载的尚有: 中国社会科学网: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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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峡两岸丝路西域物种技术传播与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10月1-2日在塔里木大学举行

  • 尊敬的教授: 您好,我是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2015年9月30日我们 将召开海峡两岸丝路西域物种技术传播与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夙仰先生学术研究、文化业绩之雅望,研究成果令人敬佩,我们真诚的希望您能来参加此次会议,也希望以此契机和台港澳学者多多交流,会议的具体要求我将以附件的形式发给您,望查收,冒昧打扰,还请见谅。 恭祝夏安! 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新疆阿拉尔市(843300) 邓金波 15003064226 “海峡两岸丝路西域物种技术传播与文明对话学术研讨会”邀 请 函 尊敬的 女士/先生: 丝绸之路自开通以来就是中华文化圈和南亚、西亚以及欧洲、非洲等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重要商贸通道,这种以物种、技术为基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生活交流,不仅丰富了丝绸之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物质生活,还对沿线地区民族的社会结构和文明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物质文化交流意义,就是物种与技术的传播及其对世界的深远影响。比如以葡萄、苜蓿、核桃、小麦、水稻、蚕桑、玉米,花生,向日葵,土豆,西红柿为代表的的植物类物种传播丰富了农作物的品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华夏民族的饮食结构。再比如大批珍禽异兽从西域输入中原,促进了畜牧业发展和牲畜品种的改良,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比如丝绸、茶叶、瓷器、坎儿井、二牛抬杠和四大发明在内的技术传播,对世界文化发展影响极其深远,它们切实推动了东西方的文明对话。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优秀精巧且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丝绸之路的开辟沟通了东方与西方。这不仅在中华文化圈内的中原与西域的物种、技术、神话、传说得到了丰富多样的交流发展,在不同层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中国先进的文明源源不断传入西方,尤其是水利、农耕、制陶、冶炼、纺织、火药、医药、坎儿井、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等农耕技术与手工业技术的西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大而言之,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以至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建立,近现代文明发展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回顾和总结近百年来丝路西域物种、技术传播的广泛研究,本次研讨会以古代丝绸之路为脉络,通过对西域物种技术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对物种、技术、社会发展、民族融合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尤其是新疆与周边国家人民深刻理解漫长历史上曾经共同拥有的文明传统,增加国内外各族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让文化成为各民族亲近与交融的强大精神纽带,进而增强各民族对民族整体和国家的向心力。从而对新疆的长治久安起到更加深远的意义。 夙仰先生学术研究、文化业绩之雅望,敬请与会! 一、会议主题为: 1、丝绸之路中西物种交流史研究; 2、丝绸之路科技文化交流史研究; 3、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史研究; 二、会议安排: 1、费用安排:参会代表往返交通自理;会议期间住宿、餐饮、交通(包括接送机),及考察期间住宿、餐饮、交通费用由会议主办方承担。 2、日程(9月30日—10月5日) (1)2015年9月30日全天报到报道 (2)2015年10月1日上午大会开幕式、主题发言;下午分组讨论 (3)2015年10月2日上午分组讨论/闭幕式;下午参观校史馆、西域文化博览园、359纪念馆、十二团影视基地 (4)会后考察: 考查线路一: 2015年10月3日十四团睡胡杨谷、库车王府、苏巴什佛寺 2015年10月4日盐水沟、克孜尔千佛洞、天山神秘大峡谷、 2015年10月5日考察结束,送行。 考察线路二: 阿拉尔——和田——莎车——喀什,5日下午代表喀什散团。 包括热瓦克佛寺、策勒小佛寺、和田博物馆、莎车博物馆 、十二木卡姆传承中心、阿曼尼沙汗陵、艾提尕尔清真寺、高台民居、香妃墓等。 三、会议地点及交通路线: 1、会议地点:新疆阿拉尔市 塔里木大学 2、交通路线:与会学者从始发地到乌鲁木齐,可乘坐飞机(乌鲁木齐国际机场——阿克苏机场)、火车(乌鲁木齐火车站——阿克苏火车站)、汽车(乌鲁木齐南郊客运站——阿拉尔客运站),请与会学者将乘坐交通信息及时通知会务组,我们将与9月30日全天在阿克苏机场接机、阿克苏火车站接站、阿拉尔客运站接车。 四、联系我们(会务组设在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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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昆仑论坛之二:“海峡两岸‘一带一路’:历史启示与时代机遇”学术研讨会 2015年8月20日—27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师范大学召开

  • 昆仑论坛之二:“海峡两岸‘一带一路’:历史启示与时代机遇”学术研讨会 1.会议名称: “海峡两岸‘一带一路’:历史启示与时代机遇”学术研讨会 2.会议时间: 2015年8月20日—27日(其中8月20日全天报到;21日—22日上午开会,22日下午考察;8月23日—26日石河子、博乐、伊宁考察,8月27日散团。) 3.会议地点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师范大学 4.会议规模:(共70人) 其中台湾学者30人,港澳学者10人; 大陆学者20人;媒体及相关人员10人。 5.会议费用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餐费和住宿费、考察费由承办方负责;往返交通费自理。 6.主承办单位 1、主办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台湾事务办公室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台湾事务办公室 塔里木大学 2:承办单位: 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3:塔里木大学会务组成员(自治区台办与兵团台办成员另列) 王选东、张理、于军、廖肇羽、贾东、邓金波、李现彩等 7.会议主题 1、台湾及港澳与“一带一路”战略研究 2、台湾及港澳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与新疆合作双赢 3、丝路文明与“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研究 4、西域文化与“一带一路”发展研究 8.联系方式: 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邮编843300 邓金波(15003064226) Email:775763158@qq.com 西域文化研究网站(http://www.xywhyj.net) 会议日程安排 8月20日 09:30-19:30 报到 新疆师范大学 8月21日 08:30-09:30 早餐 09:30-09:45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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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塔里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 于2015年8月8-11日在新疆阿拉尔市 塔里木大学召开

  • “环塔里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 于2015年8月8-11日在新疆阿拉尔市 塔里木大学召开 “环塔里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第一轮通知 尊敬的 女士/先生: 本次研讨会将围绕环塔里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新的挖掘、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开展,结合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政方针,探讨边疆民间文化遗产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目标和方向,以及环塔里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传承与开发等相关问题。推促环塔里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产业化,发展为文化旅游的珍稀资源,通过交流研讨能促进我们对新疆各民族传统民间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深化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自身的理论认知水平。 与此同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通过讨论环塔里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各项研究,为国家在新疆的文化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也能增强国内外各族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让文化成为各民族亲近与交融的强大精神纽带,进而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向心力,从而对新疆的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产生一定的现实意义。 鉴于您对丝绸之路的研究,特邀请您参加此次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会议议题: 1.环塔里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与范围 2.环塔里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服务平台 3.环塔里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与开发研究 4.环塔里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新疆长治久安的内在逻辑 5.环塔里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关系 6.环塔里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研究与文化认同、社会治理 7. 环塔里木民间文化遗产的兵地融合发展 8. 古今屯垦与环塔里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 二、会议安排 1、费用安排:会议参会代表自负交通往返费用(特邀专家交通费用由会务组承担),主办方进行落地式接待,会议期间食、住、行全由会务组承担。 2、日程(8月8日——8月11日) (1) 8月 8日:报到。 (2) 8月9日:正式会议; 晚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晚会(刀郎歌舞表演)。 (3) 8月10日:一师阿拉尔市考察 。 上午:一师阿拉尔非遗展示、昆岗遗址、睡胡杨谷、蓝泊湾生态园、西域文化博览园。 下午:平湖飞雁、三河源、和田河交叉工程、八团威风锣鼓、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 (4)8月11日上午:送行。 三、会议地点及交通路线: 1、会议地点:新疆阿拉尔市 塔里木大学 2、交通路线:与会学者从始发地到乌鲁木齐,可乘坐飞机(乌鲁木齐国际机场——阿克苏机场)、火车(乌鲁木齐火车站——阿克苏火车站)、汽车(乌鲁木齐南郊客运站——阿拉尔客运站),请与会学者将乘坐交通信息及时通知会务组,我们将与8月8日全天在阿克苏机场接机、阿克苏火车站接站、阿拉尔客运站接车。 四、联系我们(会务组设在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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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丝路的延伸:亚洲海洋历史与文化”(Beyond the Silk Road: Asian Maritime History and Culture)国际学术研讨会於2015年8月19-22日在上海舉行

  • Shanghai, Mar 20 2015 Dear In order to further explore maritime history and culture, as well as facilitat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verseas maritime fiel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eyond the Silk Road: Asian Maritime History and Culture’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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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丘进在2014年学会年会上的致辞

  • 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致辞 丘进于2014年10月11日 郑州大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郑州大学举办“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学术大会。此次会议引起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学会会员潜心研究,精心撰文,大会收到论文愈百篇,数目之大,质量之高,远超出预期。昨日报到,客来八方,名家荟萃,中青翘楚,欢聚一堂。这不仅显示出我们学会的蓬勃朝气,也堪称当今我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盛况,同时也体现了郑州大学重视学术建设的大手笔。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大会一定将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奠下一方醒目的里程碑。 受理事会的委托,我在此做一个常规性的大会致辞。我个人也想利用这个机会,简述自己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粗浅想法,以就教大家。特别声明的是,这些只是一己之见,不代表任何人,更不代表学会的意见。 一、关于中外关系史的学科框架 我们知道,作为一门学科,中西交通史起步较晚。上世纪上半叶,王国维、张星烺、冯承钧、陈寅恪、岑仲勉、陈垣、向达、孙毓棠、朱杰勤、张维华、韩振华、方豪、姚楠等前辈学者,以学贯中西的学识、深厚坚实的功底、科学精湛的方法、传世不衰的成果,积淀了深厚的学术资源,取得了丰硕的奠基性成果。当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领域也是比较清晰而专门的,大致是:陆海交通,地里考据,人员往来,西教东传,海外拓殖,商货贸易,生物引进,双向移民、学术交流,著述翻译。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西交通史”逐步改称“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迅速扩展,不仅涵盖交通、地理,更涉及民族、经济、宗教、外交、科技、建筑、语言、艺术等,平台很大,范围极广,可谓无所不包。近些年,学会在举办会议时,往往不得不设立若干个相关性不强的主题,即使如此,也很难涵盖参会者的学术兴趣。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它的“博大”,但却不够“精深”,因为铺张得太开,学科边界过于模糊,整体显得有些零散支离。 应该肯定的是,近三四十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了诸多超越前人的重要成绩,主要集中在考古发掘、海船研究、郑和研究和文献翻译方面。尽管从事这个学科的人数大大增加,但对宏观的、跨地域的、具有深层影响的中外交流和影响的研究略显薄弱,学科的体系性不够明显,高端的成果反而不如前面的三四十年多。 当然,中外关系史是一个二级交叉学科,涉及的时空和专业很广,这正是它的特点。但既然是一个专门学科,在主体上,总还是要有个大致清晰的体系和框架。我个人认为,可否以当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范围为基础,在古代中西交通路线的具体走势、历代国际商务往来的主要内容和规律、民族之间的互通和交往、中外政治、社会制度的比较、中西思想(包括宗教、文化)的互相影响和借鉴,以及西方历史文献的翻译和使用等,作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涉及其他学科和领域的课题,只有和中外交往有密切联系,当然也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之内,但最好将其纳入上述某个范围之中,以充分体现中外关系史的学科特点。 此外,我们也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更加专注于这些重要的领域,集中力量对重大课题展开系统研究。为了培养新一代的专业队伍,期待学会会员于所在大学开设中外关系史课程(专业课、通识课),从大学生开始培养专门人才。作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也需要考虑尽快创设专门的学术书刊,为学者和教师提供发表著述的平台。 二、关于研究内容的拓展 无论是中西交通史还是中外关系史,总体来看,最终还是落脚于中国和外国交往的“大关系”。当然,每一个研究课题,如探索某条路径之走向,某个地名之考据,某种物品的传播过程,某个人物的生平活动等,可视为“小关系”。也正是这些“小关系”构成了“大关系”,所以,“小关系”要烘托“大关系”。记得陈高华先生说过,我们需要更多地挖掘“中西交通与世界历史变化的联系”(陈高华,历史研究,1996.1.)。所以中外关系史研究,尤其需要以微见著,要以大历史的眼界,努力阐述中外历史交往的规律。 十七世纪权威的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对中国哲学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惊叹地说:“我们从前 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十八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对中国文化更加赞扬,他的自然神论的基本特征便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霍尔巴赫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欧洲的哲学界普遍认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方向的美妙境界”。总之,明清以后,西方传教士大量翻译中国四书五经在欧洲刊行,系统介绍中国儒家思想和文化特质,这对欧洲的哲学和社会有何联系?还有中国科举制度对英国文官制度有什么影响?我们对这些深层次、远距离、大范围课题的研究,似乎不够到位。作为一门跨学科的专门史,是否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 当然,这里有一个客观而现实的难题,就是现在许多学者的外语能力不强,研究大多依靠翻译资料,很少直接阅读国外文献,而能到外国图书馆中去查阅涉及中国档案的学者就更少了。(廖大珂的例子)这需要有关的大学、研究机构加大精通外国语言和历史的人才培养,我们也呼吁学术主管部门对此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学东渐和中西学术交流方面,作为承前启后一位著名学者——耿昇先生,为中青年学者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三、在全球视野下进行开拓性的研究。 中国历代都有中外交往,最为典型、而且具有昭示性的朝代是汉(南海交通、开辟西域、联系中亚)、唐(东西方文明汇集和传播,丝绸之路臻于成熟、遣唐使)、明(广诏南海诸国、郑和远洋、西人入华)。用现代语言来说,那时的中国是以“正能量”为主。如果将物质和精神的各种交流内容量化,明中以前应可视为“出超”。及至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诸多进步,直接导致十八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东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反转性变化。此期间,西方教会人士的规模性入华,堪称中西交流的重大篇章,一大批朝野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通过信仰的转换而大量吸纳和传播西方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导致了中国传统儒家理念、科学技术最早的“改革开放”,中西交流也随之迅速变为“入超”。 及至清末、民初,西方列强突破清朝的阻拦,通过武力嵌入中国,开辟了沿海的一系列口岸,在广州、天津、上海、青岛、大连、宁波、厦门、汕头等大城市设立领事馆,或设立租界,甚至借走了澳门和香港。之后,这些沿海城市的发展格局(包括城市规划、经营管理、市政建设、社会理念、语言文化等)与其他内地城市有显著不同,可以说,“殖民”程度越高,时间越久,区别也越明显。这个本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史学家对此种现象进行探索和研究总是深感不便。其实,文明本身并没有先进落后之分,而文明的交流总会导致发展和进步。如果我们从事中外关系史的学者,站在全球化、国际化的平台,以多元的视角,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明朝士大夫的胸怀和气度,对此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找出其中的规律和经验,相信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是会有所助益的。 四、关于丝绸之路研究 丝绸之路本是中西交通史中的一个专业名词,尽管最早由德国人(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提出,但由于具有广泛性和象征性,很快即被史学界接受。在汉代,丝绸通过西北、西南陆路西输,同时又有海上交通之开拓。丝路上的物品、延伸的路径等不断变化,以致后来被称为陶瓷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等,在这些道路上,不仅有产品和动植物的运输,也有人员的交流,19世纪以后,大量华侨移民,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抗战的支持,皆堪称丝路的重要贡献。当然,丝路上也传播过宗教和鸦片。 毫无疑问,丝绸之路一直是中西交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象征。因此,进入新时期以来,丝绸、陶瓷、茶叶等货物,被巨量的外贸产量所取代,几乎成了“服装之路”、“电器之路”,甚至“石油之路”,因而被更多地赋予政治性和时代性意义。今年6月22日,在卡塔尔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国家最高领导人最近不断在各种国际、国内场合高声疾呼,宣扬丝绸之路,希望这个历史遗产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似乎也是历史学家对当今世界进步的一大贡献,我们颇感欣慰。 当然,历史研究不应该成为当今政治的注释,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十分深刻了。但如果用逆向思维去考虑,我们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还是有不少欠缺的,例如:中国产品对外国社会之影响、对商品进出口之管理、明清时期中国远洋航行的技术、在海外的文献、文物和产生的社会影响、历代中外人员交往之状况、中国对来华外国人之管理、对海外中国移民之政策等,都有很重大的学术意义。这些都有待学者利用现代技术和条件开展深入研究。 这次郑州盛会,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正在以新的视野、新的方法,勤奋和努力地工作。他们所取得的成果让学会深感欣慰。我们衷心期望,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和推动下,中青年学者能够在近期内把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推向历史性的高峰。 最后,祝“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学术大会圆满成功,让我们中外关系史学会为郑州大学早日建设成中国一流、国际知名、具有区域示范作用的高水平大学做出一份贡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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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2014年学会年会:“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学术讨论会

  • http://www.world10k.com/blog/uploads/2014/10/中外关系史2014年会(郑州)大合影.jpg[放大] 郑州大学网上新闻与公告: 郑州大学召开“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 发布人:杨明 信息来源:历史学院 发布日期:2014.10.16 http://www16.zzu.edu.cn/msgs/vmsgisapi.dll/onemsg?msgid=1410160929062229706 近日,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主办、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举行。校党委副书记吴宏亮、副校长张倩红出席开幕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74所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开幕式由郑州大学副校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张倩红教授主持。校党委副书记吴宏亮、中外关系史学会丘进会长、历史学院党委书记安国楼教授分别致辞。学会名誉会长耿昇研究员、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陈佳荣先生、会长丘进研究员、执行会长万明研究员、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和越南研究所所长于向东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百陆副院长分别作了大会发言。 在专题研讨阶段,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信息化时代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历史上的边疆与海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与互动”以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等四个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本次研讨会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大家认为此次研讨会议题新颖,采用新史料、新视角、新方法,凸显了全球视野,推动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丽娟 供稿) 会 议 议 程 10月11日上午 地点:郑州大学综合管理中心第二报告厅 9:00—9:30 开幕式 主持人:张倩红 1. 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宏亮致辞 2. 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丘进致辞 3.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负责人安國樓致辞 4. 筹办方代表陳天社介绍会议筹备情况 9:30—9:45 合 影 地点:郑州大学综合管理中心前 9:50—12:00 大会发言 主持人、评议人:纪宗安 (每人20分钟) 1. 耿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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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湖文化论坛、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发起2014年巴黎国际学术会议

  • 2014年巴黎国际学术会议(“絲綢之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永恆通途”) 2014年3月31日星期一 巴黎吉美博物馆 http://www.world10k.com/blog/uploads/2014/05/Paris2%20(640×480).thumbnail.jpg 为配合中法建交50周年的系列活动,由太湖文化论坛发起并组织、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积极配合与支持,太湖文化论坛2014年巴黎会议于3月31日在巴黎集美博物馆隆重召开。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首先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对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他认为,中法两国都是文化大国,而且这种文化的友好互通突破了政治制度的束缚,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制度、不同经济体系的国家之间发展友好关系树立的很好的榜样。 中国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副主席张梅颖在讲话中强调,中法关系的发展对于两国人民都有好处,这是不同文化互相交流和融合的成功范例。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连辑从中法两位文化大师伯希和、常书鸿对敦煌的巨大贡献,谈到丝绸之路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伟大意义。 在开幕式上,敦煌研究院和集美博物馆互赠了礼品。 之后,论坛进行了2天的学术报告和研讨。 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荣誉会长耿昇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陈筠泉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所长 卓新平先后主持了大会和六场专题报告会。三十多位中外专家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太湖文化论坛主席严昭柱做了“丝绸之路的历史性贡献和中法文化交流”的主旨演讲。 中华文化学院书记叶小文以“新丝绸之路两大文明的交汇”为题,提出避免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冲突的文化路径,要创建一条不对抗、不冲突、交流共赢的道路。他认为,中法两大文明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性,都有卓越贡献;两国都对对方怀有仰慕之情。当今思想的丝绸之路,必将放射出灿烂光芒。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卢树民介绍了在周恩来倡导之下,中国几十年来为了促进中外合作与发展,创建了一条和平、文化的外交途径,中法之间的友好关系就是一个典范。 法国索邦大学教授、国家科学院研究员 米歇尔.马菲索利博士指出,目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需要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荣誉会长耿昇研究员对丝绸之路在东西文化和民族交流方面的历史性贡献做了学术性分析,他认为,中法交往关系可以追朔到13世纪,即路易九世遣方济各会士入华,这是丝路两端最早的直接联络。之后也大多是西方传教士们在这条道路上往返,文化的交流出于领先地位。16世纪耶稣会士纷纷来华,其中法国教士为大多数,法国的数学家给中国带来了现代科技。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荣誉研究员科尔比埃博士的发言把大家带到公元2世纪,东西方各有罗马帝国和汉帝国,是丝绸把两国联系到一起,罗马人的生活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拜占庭将丝绸视为很高档的材料,派遣教士到亚洲考察,有许多希腊语写的游记记载了此事,甚至还记载了海路交通。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原所长陈筠泉教授就11世纪维吾尔哲学家约瑟夫 哈斯哈吉夫的理智约束观念做了深入阐述,介绍了他的人性善良即是永生的历史哲学观点。 吉美博物馆馆长苏菲 马卡里奥的报告对蒙元时期中亚鞑靼布料图案做了读到的研究。 甘肃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郝树声报告的题目是“汉简中的大宛和康居”,她就敦煌发现的2万枚汉简与史书记载相互映照,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观点。 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戴建兵教授对“和田马钱研究”做了深入介绍,他发现在和田马钱、贵霜钱币的图案中反应了不同文明的交融。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段渝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南方丝绸之路与古代中西交通”,他从考古学的角度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实际存在,并且从对音角度研究了“支那”的起源及其与中国丝绸、宝石的关系。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揭示了敦煌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古人的地理观念是随着丝绸之路向西延伸,逐渐向西方延伸的。 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倪克鲁博士注意到南方丝绸之路,他从1983年番禺西汉墓的发掘文献中,看到当时地方政权(赵佗)对中央的臣服关系。墓中许多来自北方和异域的玉器漆器陶瓷等,证明当时的南越地区与北方草原民族文化有着诸多联系。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万明研究员所做的 “青花瓷中景观图像对西方景观文化的影响”,深刻揭示了附载于明代青花瓷上的多种中国园林和自然景观,随着瓷器的西输,传人欧洲,从而对西方各国的景观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北京外国语大学石云涛教授在“3——6世纪草原丝绸之路与外来文明”论文中详细阐述了通过游牧民族的活动而西传的丝绸和其他中原物产。 海南省南海区域文化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张一平教授论述了南海丝绸之路与海南岛的关系。他认为,古时海南岛的居民对海上丝路是做出了卓绝的贡献。 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教授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古代来到中原的犹太人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业群体,对东西方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犹太人还在宁波、北京、泉州、扬州、杭州、广州、南京、敦煌等城市留下了踪迹,但真正作为社团长期定居下来的唯有开封,这也是借助于丝绸之路。 新疆社科院副院长田卫疆研究员经过对诸多文献的梳理论证,对于同回纥有渊源的部族及突厥之间的关系均进行了系统探索,全面论证了这种民族交往对丝绸之路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教授就一枚古代铜镜引发的中西交通历史做了独到的分析和研究。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萨安东博士通过西方历史文献亚牛,对康熙时期来华耶稣会教士与皇帝的关系做了细致的介绍。 敦煌研究院宗教所所长杨福学研究员对福州福寿宫和当地发现的大量摩尼教文献做了深入研究,从而推导出摩尼教在来华的传播路径。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端木美研究员以亲身经历介绍了敦煌文化的守护神——常书鸿。 法国国家图书馆首席策划人娜塔莉.莫奈研究员以大量文献揭示了16——19世纪末曾有200多位中国人来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他们是欧洲最早的中国文化大使,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起到筚路蓝缕的先导作用。 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丘进教授从古典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质出发,挖掘依附于海外移民身上的中国传统文明基因,并以当今在欧洲华商经济为例,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相关建议。 中国艺术研究员涂武生研究员的报告论述了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对中国现代美学的重大影响。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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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耿昇《搭中法文化交流之虹桥,涉中外关系史之学海——我的治学之道》

  •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昇学术小传 耿昇《搭中法文化交流之虹桥,涉中外关系史之学海——我的治学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 2013年12月3日 我于1944年12月,生于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虽然父亲早年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我始终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在河北阜平中学求学之后,于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1969年毕业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4582部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979—1980年间,本人被分配到外交部任法文翻译。但读书始终是自己的最大爱好,终生难以改变。由于偶然的机遇,我于1981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法国汉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我真正的人生,似乎正是从此而开始,有了自己热爱的职业,从事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在此后的30多年间,自己锲而不舍,从一个完全不懂历史学的门外汉,也算登堂入室了,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从1980年到2013年,本人共出版译著60部66册,论著1部,论文和介绍评论文近120篇,译文近200篇。最重要的是,这些译著与译文,都是从法国汉学界最重要、最著名和中国学术界最需要的学术名著中,择其精华而翻译的。它们的学术价值很高,翻译难度也不可小觑,其“生命力”也较强。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本人的译著颇受学术界欢迎,出版不算太难,而且被反复重版,多部译著现已出版多达5个版本。 由于自己在这方面作出的成绩,法国政府于1995年向本人颁发了文学艺术勋章,并由当时的法国驻华大使亲自颁奖。本人先后担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和会长,共任会长3届12年。我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和中国海交史学会理事,本人还先后受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的兼职教授或研究员,也曾无数次应邀出国和特别是赴法国从事学术访问。在国内,本人曾积极组织过数十次国内和国际学术讨论会,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好评。 在学术翻译和研究中,本人主要精力是集中在四大学科领域:西域史(多领域)、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入华传教士为主)、丝绸之路(西北、西南与海上丝路史)、法国汉学史,而且在每个学科领域中都有不少成果问世。这些领域基本上都属于中西交通史或中外关系史。 丝绸之路是沟通欧亚大陆经济、政治、人员、文化和思想交流的一条大动脉。陆路丝绸之路东起中国中原,沿途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世界,一直通向希腊—罗马社会,丝绸之路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文明对话的道路。“丝绸之路”一名最早是由外国人发明的,后来才逐渐为中国学术界所采纳。它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路”的地理范畴和“丝绸”的物质范畴。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人是普鲁士舆地学家和地质学家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ofen,1833—1905年)。他曾于1860年陪同德国经济代表团,考察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在他死后才陆续全部面世的5卷本巨著《中国亲历旅行记》(1877—1912年)中,他首次称从中国中原到西域两河流域的这条路为“丝绸之路”。他的说法在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开了。“丝绸之路”研究,早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法国汉学界以及法国的整个东方学界,始终在这一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 笔者本人在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领域中,共翻译出版了4部法文著作的汉译本。这是本人30多年来一直酷爱的一个领域,故而成果也称得起丰硕。 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的原研究员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1931—2010年)夫人是法国研究丝绸之路的代表人物。她于1963年推出一部《丝绸之路》的论著。这是法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首部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丝绸之路》。书中使用了丰富的阿拉伯—波斯文、希腊—罗马文、汉文—藏文和古印度文史料,纵横捭阖,左右比对,对丝绸之路两千多年的历史,作了通俗而又详尽地论述,首次提出了许多新资料、新观点、新结论。该书出版之后,又分别于1986和1992年两次再版了修订增补本,并分别被译成德、西、英、荷、匈和日文本。笔者本人的中译本《丝绸之路》(20万字),于1983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山东画报社出版社2001、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先后再版。布尔努瓦夫人于2001年又推出了一部同类新作《丝绸之路两千年》(40万字),译者于3年前就已经译好,云南人民出版社将于2014年春季出版。伊朗裔法国学者阿里•玛札海里(Aly Mazahéri,1914—1991年)于1983年推出了一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44万字)。全书主要分为4部分:《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译注本、契达伊《中国志》的译注本、有关波斯纳迪尔王与大清乾隆在西域的军事较量、希腊—罗马史料集粹、汉文史料选编(译者在翻译时删去了这一部分)、丝绸之路与中国物质文明的西传等。笔者的中译本于1993年由中华书局初版,1995年再版,新疆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和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3年分别重版。法国学者于格夫妇(François-Bernard Huyghe,Edith Huyghe)于1993年推出了一部《海市蜃楼中的帝国—丝绸之路上的人、神与神话》(32万字)。笔者的中译本于200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3年再版。这批译著的出版,有利地推动了我国对丝绸之路的科研工作。它们都受到了欢迎与好评。 西域文明史也是法国汉学界和东方学界的一大强项。法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汉学家,如儒莲、伯希和、沙畹、长者巴赞、马伯乐、雷慕沙、韩百诗、考狄、哈密屯、路易•巴赞、苏远鸣、雷米•多尔和玛雅尔夫妇等都驰名于世界西域史学坛,名震遐迩。这也是译者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一大领域。译者在此领域中共出版过8部译著。 法国东方学家戈岱司(George Coedès,1886—1969年)是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曾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会长,以中亚和东南亚史的研究而著名。他于1910年便从公元前4世纪—公元14世纪期间的希腊拉丁作家们的94部著作中,辑录了有关远东(特别是赛里斯国,即丝绸之国中国)的文献。这是一部从事科研的基础著作。虽然寻章摘句,但仍不失其很高的学术价值。笔者的中译本《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12万字)于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将于2014年再版。此书的一部姊妹篇,即法国著名东方学家费琅(Gabriel-Ferrand)于1913—1914年间,从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于8—18世纪的近百部著作中,辑录了两卷本的《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录》(59万字)。此书的部分内容实际上也部分地涉及到了南海。笔者与穆根来合译的中译本,于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再版。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研究员和卢孚学院教授鲁保罗(Jean-Paul Roux)于1997年出版了一部《西域文明史》(49万字)。它是一部综合论述西域文明的史著,在国际学术界的名声甚佳。笔者的中译本于200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人民出版社联盟于2012年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将于2014年再版。阿拉伯人马苏第(Ma’sudi)于公元9世纪左右,出版过一部《黄金草原》,它是中世纪的一部中亚通史,其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到了整个中亚以及与中国有关的西域地区。全书总共6卷。笔者翻译了其中1—2卷,于1998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72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此外,译者30年来翻译的有关西域历史文化的近50篇论文,已经结集《法国西域史学精萃》(89万字),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分3卷出版。 当然,“西域史”只是一个统称的学科,它囊括了许多分支。译者于其各个分支中,均有不少译著问世,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法国的超级东方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一生中,具有神话般的经历,著述等身,涉及领域甚广。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便是1906—1908年在西域和敦煌从事的科考探险活动,将中国的大批文物汉文和多种西域民族古文字的卷子携归巴黎。这批文物和文书,培养了数代法国的中国学家,也形成了法国中国学研究的一大特征。对于伯希和西域探险的过程及成果,特别是伯希和本人及其他后人对它们的研究,始终为国际中国学界的关注热点,也是本人的高度兴趣点。对于伯希和有关西域科考成果及其研究成果,译者经过多年的奋斗,已有多部译著问世。伯希和1907—1908年间在敦煌石窟的考察成果—《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国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分6卷出版。由于法文版出版的时间拖得很久,所以笔者与唐健宾老师的中译本(1—5卷)于1993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36万字),其全本于2007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56.8万字)。伯希和西域探险期间的私人笔记,法国一直未刊布。笔者搜集了法国当时已公布的某些伯希和探险团的笔记、书信和日记片断,翻译后结集为《伯希和西域探险记》(38万字)于200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联盟于2012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再版。《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70万字),直到伯希和探险百周年时,法国才于2008年出版。全书逐日地记述了伯希和从奥希到北京之间旅行的日记,重点在新疆与敦煌。笔者于2011年访法时购得此书,翻译后将于201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伯希和的遗作,也是他这次探险科考的成果《唐代吐鲁番的道路》(20万字),法国于2002年才作为其遗作之一而出版,笔者的译本将于201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伯希和的遗著之一,记述额鲁特民族从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回归祖国的《卡尔梅克史评注》(20万字),法国于1960年出版,笔者的译本于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1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此外,伯希和西域探险时发掘过的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图木舒克等遗址的考古报告,洋洋200余万字,笔者也正在翻译过程中。伯希和的这批著作,翻译的难度相当大,许多人都不敢问津。笔者也是壮着胆子,冒险翻译,实在是不容易。但它们的学术价值之高,也是无人能否认的。伯希和这批著作的出版,对我国学术界的西域史研究,必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它们也必定要成为西域学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吐鲁番学研究,是西域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笔者在这方面也有译著问世。除了上文提到的伯希和的遗作《唐代吐鲁番的道路》的中译本之外,笔者还翻译了原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的研究员莫尼克•玛雅尔(Monique Maillard,1939—2010年)的《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23万字)。此书的法文版于1973年作为法国集美博物馆的馆刊《亚洲艺术》专刊号发表。其中主要是利用中国与外国人在吐鲁番的考古发掘成果,再结合汉文典籍,详细地对吐鲁番地区的历史与宗教、建筑与服饰以及日常生活诸方面都作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考证。笔者的中译本于1994年由中华书局初版,于2003年再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2012年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分别再版。吐鲁番史研究,有时与西域相联系,有时又与敦煌学具有许多共同特征,有时甚至又形成一个独立研究领域。法国学者们更多地却是把它放在西域史领域中进行综合研究,而且是把考古遗址、出土文书与汉文或其他民族文字的典籍相结合,显得格外札实。 突厥学是世界中国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境内的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和哈萨克族等民族研究,均属于“突厥学的范围”。在法国东方学界,曾出现过多位世界级的突厥学名家和名著,如儒莲、德尼、伯希和等人及其著作。当代法国的最著名突厥学家是路易•巴赞(Louis Bazin,1920—2005年)、哈密屯(James Hamilton,1921—2004年)和吉罗(René Giraua,1906—1968年)。为了向中国学术界介绍他们的科研成果,笔者也翻译了他们3人每人一部突厥学代表作。路易•巴赞是法国著名突厥学家让•德尼(Jean Denys)的出蓝弟子,长期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任教,兼任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研究导师,而且还长期兼任巴黎第3大学与国立科研中心联合组建的突厥学研究所所长。他于晚年被选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还曾长期担任法中友协主席。他终生共发表突厥学论文80余篇,论著一部,论文集一部。巴赞先生最重要的突厥学著作,是他的国家级博士论文《古代突厥社会中的纪年体系》,这是他于1972年12月2日在巴黎第3大学通过的国家级博士论文《古代和中世纪的突厥历法研究》。经过近20年的修订,它才于1991年由法国国立科研中心与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联袂出版。它是当代国际突厥学界的一部重头著作和代表作。笔者的汉译本《突厥历法研究》(57万字)于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该书利用古代与中世纪的历史典籍、文献、碑铭和写本文献,分别对早期叶尼塞河流域的突厥人、隋唐时代的回鹘人(回纥人)、蒙古时代的畏兀儿人、伊斯兰时代的维吾尔人、景教徒突厥人以及库蛮和不里阿耳突厥人的历法,作了详尽而又札实的考证。当代法国另一位突厥学(主要是对我国维吾尔民族的研究)代表人物,是原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研究员哈密屯教授。他的突厥学代表作是1955年由巴黎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8年再版的其大学博士论文《五代回鹘史》、1971年出版的《敦煌回鹘文写本善恶两王子的佛教故事》、1986年出版的《9—10世纪敦煌回鹘文献汇编》、1990年与辛姆斯—威廉姆斯联袂编译出版的《9—10世纪的突厥—粟特文献汇编》。笔者翻译哈密屯教授的《五代回鹘史》(20万字)于198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再版。《五代回鹘史》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考据派力作。哈密屯选择了《旧五代史》、《五代史记》与《五代会要》中有关回鹘民族的汉文文献,对其中的名人要员、物产、事件、地名、历史、文明、宗教、民族、睦邻关系等方方面面,都作了深入探讨。它对于研究五代时期的回鹘民族史,参考价值很大。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未论述高昌回鹘人。它被收入到在法国汉学界颇具权威的《法国汉学研究所文库》中了。对于生活在今漠北蒙古地区、叶尼塞河流域或鄂尔浑河流域的古突厥人的历史,最珍贵的资料便是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突厥—鲁尼文碑铭文献。在这些碑铭中,最重要的就是《暾欲谷碑》、《毗伽可汗碑》和《阙特勒碑》。这批古突厥碑铭一经发现之后,便在国际突厥学界哄动一时。法国早期的突厥学家吉罗(René Giraud,1906—1962年),曾长期在土耳其工作,归国后又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突厥学研究所的所长。吉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尚未被发现的时代,便于1960年和1961年分别出版了《天突厥汗国史—骨咄禄、默啜和毗伽可汗执政时期》(笔者曾把它译为《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和《巴颜楚克图碑校勘本》两部书,它们成了研究鄂尔浑碑铭和漠北突厥史的基础著作。笔者翻译的其《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20万字)一书,于1984年由新疆社科院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 蒙古史,特别是西蒙古史,也是大西域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30年来始终关注这一领域。我的译著成果,除了上文提到的伯希和遗作《卡尔梅克史评注》之外,还有伯希和的大弟子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8年)利用伯希和生前的资料,而译注的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年)于1245—1247年出使蒙古的旅行报告《柏朗嘉宾蒙古行记》,柏朗嘉宾于1245年4月16日的复活节日,奉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教皇通谕,在65岁高龄时从里昂登程,出使蒙古,于1247年11月24日返回里昂。他是西方最早派往中国的使节。因为马可•波罗的东游是在1271—1295年间,鲁布鲁克的出使是在1253—1255年间,鄂多立克是在1318—1328年间。该游记在中西关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笔者对本书的中译本《柏朗嘉宾蒙古行纪》(20万字)于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于2013年再版。笔者还根据法文译本,而翻译出版了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Welther Hessig,1913—2003年)的《蒙古的宗教》一书(与意大利藏学家图齐的《西藏的宗教》合订为一册,44万字),于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14年再版。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中,一大部分涉及到了蒙古地区和蒙古史。笔者将于下文再论述到的其《鞑靼西藏旅行记》(55万字)于1991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初版(2006年和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再版)。此外,笔者已经翻译了多年,却一直未完成的法国著名西域史学家鲁保罗(Jean-Paul)的《蒙古帝国史》,也有望在近年内完成出版。当然,在笔者所从事的翻译与研究领域中,蒙古学尚为弱项,笔者有也意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敦煌学更是法国汉学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和成果丰硕的一个学科。这也是笔者多年来最为关注和泼洒心血最多的领域。到现在为止,笔者共翻译出版了法国汉学界的敦煌学著作8部。 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调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时,便着手翻译了15篇法国学者的敦煌学论文。在已故的敦煌研究院老院长段文杰先生帮助下,由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译丛》(19万字)第1集,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在中央民族大学王尧先生的帮助下,笔者翻译了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年)教授的《吐蕃僧诤记》(42万字),并于1985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由台湾千华图书公司,2001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年由中国书店,2013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分别再版。戴密微是法国当代最具权威的汉学家,也是沙畹大师的最后一位弟子,长期主持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吐蕃僧诤记》的法文版于1952年出版,被收入到了《汉学研究所文库》。书中主要是利用敦煌文书P.4646号《顿悟大乘正理决》,结合其他敦煌和西域出土的汉文文献、汉文典籍、佛典文献、民族文字的文书,而深入了研究了唐蕃关系史、禅宗入藏史、西域史、佛教史、吐蕃与西域以及印度文化地区关系等方面的历史。《顿悟大乘正理决》是公元8世纪时,在当时的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主持下,由唐朝和尚摩诃衍(大乘和尚)与印度高僧莲华戒,就“禅”的问题而展开的一场僧诤(结集)。谢和耐教授盛赞此书的“每一条注释都堪称百科全书的一大条目”。此书的汉译本出了那么多版次,足见其重要性。法国尚健在汉学大师谢和耐(Jacques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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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0月19-20日在石家庄召开

  •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 暨“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http://lswhxy.hebtu.edu.cn/newsinfo.aspx?id=127 10月19日—20日,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郑州大学、华侨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敦煌研究院、中华书局等单位的8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大会。 河北省社科联曹保刚主席、河北师范大学校长蒋春澜教授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致辞,副校长戴建兵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本次研讨会以“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为主题,与会学者围绕外来宗教与中华文明的融合互动、出土文物文献所见中外文化与艺术交流、“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中国与东亚文化圈、全球化视阈下的中国与世界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耿昇研究员通过对比同时代的康熙大帝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于传教的认识和态度,介绍了天主教在中国清代早期的传播与演进;中国史学会理事、暨南大学原副校长纪宗安教授以番禺余荫山房为例,论述了在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的岭南园林造园艺术;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通过对出土墓志铭的解读,考证了唐代河北粟特人地著化问题;福建师范大学谢必震教授论及中琉航海与钓鱼岛问题;陕西师范大学李强教授亦从中国与琉球群岛戏剧文化关系为切入点进行了阐述;我校博士生导师倪世光教授详细梳理了“feudalism” (封建主义)这一概念的来源、演变和内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展示了一批最新发现的德国庋藏晚清直隶省县级舆图,指出了其学术价值,填补了学界研究的资料空白。其他学者就敦煌文献与艺术、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古代中国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文化关系等问题相互切磋,会场气氛活跃,呈现出良好的互动氛围。 会议进行期间,大会进行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换届选举,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华侨大学原校长丘进教授当选为新一任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为执行会长,推举陈佳荣先生、耿昇先生为名誉会长。我校副校长戴建兵教授连任学会副会长。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谐与共生’学术研讨会”定于2013年10月19日—20日在河北师范大学举行。欢迎广大师生前来参会学习。 会议日程安排: 2013年10月19日上午 8:30-9:10 会议开幕式 地点:河北师大会议中心一楼视频会议室 主 持 人: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戴建兵教授 会议议程: 河北省社科联领导致辞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致辞 河北师范大学领导致辞 9:20-9:30集体合影 地点:河北师范大学会议中心门口 9:30-9:50茶歇 9:50-11:50大会主题发言 地点:河北师大会议中心一楼视频会议室 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万明研究员 发言人: 暨南大学纪宗安教授 厦门大学廖大珂教授 广西社会科学院古小松研究员 宁夏社会科学院薛正昌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华林甫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倪世光教授 2013年10月19日下午 14:30-16:00 与会学者讨论 第一组:河北师范大学行政楼201会议室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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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历史上中国的海疆与航海”学术研讨会於2013年10月27-30日在泉州召開

  • 会议资讯: *会议选出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2013年10月28日) *“历史上中国的海疆与航海”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目录 *会上派发了《海交史研究》2013年第二期 *关于“历史上中国的海疆与航海”学术研讨会的报载 “历史上中国的海疆与航海”学术研讨会通知: http://www.qzhjg.com/details.asp?catid=2&id=147 7月20日邀請函下載: http://share.weiyun.com/da0f5152028126da0503b830291e52db “歷史上中國的海疆與航海”學術研討會邀請函(2013/7/20) 尊敬的 先生/女士: 中國的海疆研究長期以來一直是我會關注的重要領域之一,不少會員在此領域的研究中已取得了十分重要的學術成果。他們通過大量史料的發掘和考證,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論證釣魚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自古歸屬於中國,為捍衛我國的領土主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為了進一步推動對海疆問題及航海歷史更深入的研究,匯集更多新的學術成果,促進廣大會員間的學術交流。我會決定與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於10月27-30日在泉州聯合舉辦“歷史上中國的海疆與航海”學術研討會。素仰您在該領域的研究和造詣,特誠邀您出席會議。會議期間,我會將召開第七次會員代表大會並進行換屆選舉。 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2013年7月20日 日程安排和會議主要議題 一、會議時間:2013年10月27日-30日 二、會議地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三、主要議題: (一)“歷史上中國的海疆與航海”學術研討會 1、有關釣魚島、黃岩島及南海問題的專題研究 2、歷史上中國與周邊海洋國家關係研究 3、海圖、航海針路簿研究 4、中國航海貿易史研究 5、閩南人與海洋文化研究 (二)第七次會員代表大會 1、第五屆理事會會議 2、第七次會員代表大會,投票選舉第六屆理事會。會員無法參會者,請以電話、傳真或郵件的方式推薦理事,會員名單見www.qzhjg.com 研究會專欄。 3、第六屆理事會會議,選舉新會長、副會長等。 四、會議費用:往返差旅費自理,食宿和參觀由會議統一安排。 五、時間安排: 10月27日全天報到。地點:泉州刺桐飯店大廳 10月27日 19:30 第五屆理事會會議 10月28日上午:開幕式、會員代表大會及第六屆理事會會議 10月28日下午:主旨報告及分組討論 10月29日上午:分組討論及大會發言 10月29日下午:泉州歷史文化考察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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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日報:明・清の文献から見る釣魚島の帰属

  • 北京週報•日本語版http://japanese.beijingreview.com.cn/zxnew/txt/2013-05/17/content_543371.htm 人民日報:明・清の文献から見る釣魚島の帰属 地名は今日に生きる歴史の証人だ。明代の文献において釣魚島(日本名・尖閣諸島)は「釣魚台」とも記されるが、より多いのは「釣魚嶼」だ。「嶼」とは小さな島のことであり、「島嶼」と同義である。知識の系譜上、釣魚島等の島嶼に関する明・清の文献は釣魚島が古来中国固有の領土であることの現存最古の、そして最も重要な歴史的根拠だ。釣魚島等の島嶼に関する最古の記述から着手し、跡をたどっていけば、明代以来釣魚島が中国固有の領土であったとの史実を明らかにし、東中国海の海洋領域形成の歴史的軌跡を証明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日本政府は史実を無視し、釣魚島は「無主の地」だったと言っている。だが実際には、人の居住に適さない無人島イコール「無主の地」ではない。史実を整理し、明らかにして初めて、根源から正し、日本のいわゆる「発見」「無主地先占」の主張に力強い回答を与えることが可能になるとわれわれは考える。(文: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歴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 釣魚島は中国人が最も早く発見、命名、利用した 古来、中国沿海の古人は海洋と密接に結びついてきた。浙江省蕭山跨湖橋の「中華最古の舟」の発見は、早くも8000年前には中国の古人が東中国海で航海を始めていた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古代中国の航海の記録、いわゆる「舟子相伝の秘伝本」、後に言う「針本」は航海活動に伴い誕生し、代々伝えられた。現在のところ、こうした航海記録は最古で明代にまで遡る。 釣魚島等の島嶼について記述した最古の文献は1403年の『順風相送』の明写本と一般に考えられている。だが実はもっと古くまで遡るべきだ。つまり『三十六姓所伝針本』である。 陳佳栄氏の最近の指摘によると、『三十六姓所伝針本』は琉球大学図書館蔵の琉球人・程順則の『指南広義』に見られる(「清琉球程順則〈指南広義〉」、香港『国学新視野』季刊、2012年夏季号)。1708年編纂のこの航海専門書の中の「針路条記」は計14本の「針路」を書き写している。出典は2つあり、1つは『封舟針簿』の4本で、うち3本に「釣魚台」の名を注し、説明は康煕癸亥年(康煕二十二年、1683年)に冊封使団から伝えられた『航海針法』に基づいているが、これは明代永楽元年の鄭和等の記録が基だ。もう1つは『三十六姓所伝針本』で計10本。このうち4本は「釣魚台」の名を直接記している。 『三十六姓所伝針本』は三十六姓が継承し、書き写してきた航海「針本」だ。では三十六姓はいつ頃に端を発するのか?『明会典』には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に明の太祖が福建三十六姓を琉球に下賜したとの明確な記述がある(「二十五年、(琉球)中山王遣子姪入国学。以其国往来朝貢、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このことからわれわれは、釣魚島について記述した明代の最も古い記録は従来考えられてきた永楽元年(1403年)よりもさらに古く、洪武年間まで遡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考える。 『三十六姓所伝針本』発見の意義は、中国の航海の実践に端を発するこうした写本の歴史の長さの強調にある。賜姓が行なわれた1390年代が『三十六姓所伝針本』の下限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では上限はいつかまで遡ることができるか?「針路」という言葉の形成時期から見ると、中国古代四大発明の1つである方位磁針は、まず中国人が北宋年間に航海に用いた。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図経』は船隊が「指南浮針」を使用したとの明確な記述がある。「針路」という言葉が誕生し、「針本」が転写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この頃以降のはずだ。したがって、中国の航海者が釣魚島を最も早く発見し、航海の目印として命名し、利用した歴史は、最も早くて方位磁針を発明して航海に用い、針路が出現した北宋初頭の11-12世紀まで遡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また、下述の明朝洪武年間初頭の琉球への使臣派遣と明朝水軍の「琉球大洋」視察の文献記述と合わせると、最も遅くて1370年代となろう。 針本は中国人が釣魚島を最も早く発見、命名、使用したことの重要な歴史的根拠だ。したがって、日本人・古賀辰四郎による1884年の同島「発見」より中国は少なくとも500年も早いのである。 二、明代に中国が最も早く国際関係において釣魚島の帰属の境界線を引いた 中国と琉球の通交は明代に始まった。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朝の使臣・楊載が詔書を携えて琉球に派遣された。当時琉球へは中国の航海者が代々伝えてきた「針本」を頼りに釣魚島列島経由で行くほかなかった。釣魚島の命名と利用は政府の確認を得て、1370年代に確定してきた。その後300年近くの間、明朝は琉球に25回使節団を派遣し、琉球は明に300回余り朝貢した。清朝もこうした関係を踏襲し、釣魚列島を経由した中国・琉球両国の頻繁な交流は清の光緒五年(1879年)に琉球が日本に併呑されるまで500年の長きにわたり続いた。 明朝の琉球冊封使の残した記録は5冊現存し、明代の釣魚島の帰属に関する一次史料である。嘉靖十三年(1534年)の陳侃『使琉球録』には「釣魚嶼(現在の釣魚島、日本名・魚釣島)を過ぎ、黄毛嶼(現在の黄尾嶼、日本名・久場島)を過ぎ、赤嶼(現在の赤尾嶼、日本名・大正島)を過ぎる」「古米山が見えた。これは琉球に属する」との記述があり、中国と琉球国の境界が古米山であったことがわかる。明代の文献で古米山は姑米山とも記され、現在の久米島のことである。陳侃は当時船上の琉球人が古米山を見て故郷についたと思ったことを記録しており、これは古米山からがようやく琉球の領域であったことを十分に説明するものだ。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の郭汝霖『重編使琉球録』は「赤嶼とは、琉球地方を界する山である」と記しており,赤尾嶼(日本名・大正島)が琉球と境界を接する場所、つまり中国・琉球両国の境界であったことを指摘し、釣魚島を含め赤尾嶼以近が明朝の領土だったことを裏付けている。万暦七年(1579年)の蕭崇業、謝傑『使琉球録』は中国・琉球両国間の境界を改めて記している。『琉球録撮要補遺』に見られる「去由滄水入黒水、帰由黒水入滄水」は、沖縄トラフに関する最古の記述である。万暦三十年(1602年)の夏子陽『使琉球録』の記述「且水離黒入滄、必是中国之界」は姑米山と赤尾嶼の間の黒水溝が中国・琉球間の自然の境界線であったことを裏付けるものであり、崇禎六年(1633年)の胡靖『琉球記』は姑米山が琉球の国境であることを改めて明確に示している。 清朝の冊封使も多くの記録を残している。その主なものである1663年の張学礼『使琉球記』、1683年の汪楫『使琉球雑録』、1719年の徐葆光『中山伝信録』、1756年の周煌『琉球国志略』、1800年の李鼎元『使琉球記』、1808年の齊鯤、費錫章『続琉球国志略』等は1つの例外もなく、釣魚島等の島嶼が中国に属す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 釣魚島が中国に帰属することは、明・清の時代にはすでに東アジアの国際社会で共通認識となっていた。明代の1471年に朝鮮人の申叔舟が著した『海東諸国紀』にある琉球36島図、清代の徐葆光『中山伝信録』にある中国・琉球双方の話し合いを経て作成された『琉球三十六島図』には、いずれも釣魚島等の島嶼の痕跡がない。琉球王国最初の正史『中山世鑑』(1650年)は陳侃『使琉球録』の釣魚島等の島嶼に関する記述を全文転載し、琉球王室の『歴代宝案』にも釣魚島等の島嶼の名称は載っていない。これらは琉球人も釣魚島等の島嶼を自国の領土と見なしていなかった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1721年に日本の新井白石が著した『南島志』の琉球36島に関する記述は琉球国の領域及びその附属島嶼の境界を反映するものだが、釣魚島等の島嶼は含まれていない。 三、中国は1370年代から釣魚島に対して実効性ある管轄を実施 釣魚島等の島嶼は「無主の地」ではなく、早くから中国の主権管轄範囲に組み込まれていた。 中国は明初、すなわち1370年代にはすでに釣魚島等の島嶼に対して実効性ある管轄を実施していた。巡海は実際の管轄の力強い証明となる。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は浙江、福建に和冦対策船の建造を特命した。『明太祖実録』は航海侯・張赫と靖海侯・呉禎がかつて舟師を率いて「琉球大洋」まで巡海したことを記録している。張赫は洪武六年(1373年)の巡航で和冦に遭遇し、琉球大洋まで追って多数殺戮した。洪武七年(1374年)、靖海侯・呉禎は江陰、広洋、横海水軍四衛舟師を率いて出航。大規模な巡海は一年半以上に及び、琉球大洋まで至って和冦とその船若干を捕獲し、都へ連行した。琉球大洋に至るとは、沖縄トラフのことのはずだ。この海溝は明代の使臣の記録で、明確に中国・琉球両国の自然の境界とされている。明初の巡海は釣魚島列島が福建の海上防衛範囲内にあっただけでなく、明朝全体の海防体系の防衛範囲内にあった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 嘉靖年間に和冦の害は猖獗を極め、その後海防図籍も盛んに著された。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胡宗憲の幕僚・鄭若曾が著した『籌海図編』は現存最古で最も詳細な海防図籍だ。巻一「福建沿海山沙図」は釣魚島、黄毛山(黄尾嶼)、赤嶼(赤尾嶼)を海図上に順次配置し、中国の福建都指揮使司の管轄する海防区域であることを明確に記している。釣魚島列島が明朝にはすでに中国の行政統治区域に組み込まれていたことを十分に証明するものだ。その後の海防関連の官民の主要図籍、鄭舜功『日本一鑑』(1565年)、謝傑『虔台倭纂』(1595年)、徐必達『乾坤一統海防全図』(1605年)、王在晋『海防纂要』(1613年)、茅元儀『武備志』(1621年)等はいずれも福建から琉球への針路を記録し、釣魚島島嶼が琉球の領土でも、ましてや無主の地でもなく、中国の領土に属し、中国の福建の海防管轄範囲内にあったことを裏付けている。 『三十六姓所伝針本』で最も注目に値するのは「針路条記」中の「釣魚台を出帆」との記述だ。明代の釣魚島がすでに単なる航海の重要な目印ではなく、中国人の航海活動の重要な場所であったことがわかる。18世紀初めの黄叔巷『台海使槎録』(1722年)は御史として台湾府を巡視し、港として釣魚台を記述。その後台湾地方誌に転載された。清代・乾隆年間の『坤輿全図』等の地図も明から清まで釣魚島列島が一貫して中国に帰属し、釣魚島等の島嶼に対して中国が実効性ある管轄を長期間実施していたことを十分に証明している。 以上をまとめると、釣魚島は中国人が最も早く発見、命名し、かつ中国の歴代政府が実効性ある管轄を実施してきたのであり、その主権の帰属は極めて明白だ。釣魚島及びその附属島嶼は19世紀末に日本に盗み取られる前から、すでに「無主の地」ではなかった。明・清の文献は力強い歴史的証拠を提供し、釣魚島が中国に帰属することの整った証拠体系を構成する。釣魚島は1370年代以降中国固有の領土であることが確定し、中国政府の実効性ある管理・コントロール下にあり、中国が争う余地のない主権を有するのである。(編集NA) 「人民網日本語版」201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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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会副会长万明研究员2013年4-5月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多篇有关钓鱼岛的文章

  • 从明清文献看钓鱼岛的归属 [《人民日报 》(2013年05月16日11版) 人民網:http://gx.people.com.cn/n/2013/0516/c229247-18668005.html 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japan.xinhuanet.com/2013-05/16/c_132386504.htm 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news/2013-05/16/content_28837506.htm 政府網:http://www.gov.cn/jrzg/2013-05/16/content_2403779.htm 科學網: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49420-703051.html] 人民日報:明・清の文献から見る釣魚島の帰属 北京週報•日本語版 http://japanese.beijingreview.com.cn/zxnew/txt/2013-05/17/content_543371.htm 全文﹕                                                            从明清文献看钓鱼岛的归属                                                                                                                                   万 明 2013年05月16日08:3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标题或另作:〈中国自14世纪就对钓鱼岛实施有效管辖〉        地名是活在今天的历史见证。在明代文献中,钓鱼岛又称“钓鱼台”,而更多的是称“钓鱼屿”。“屿” 即小岛,“岛屿”同义。从知识谱系来说,有关钓鱼岛等岛屿的明清文献,是自古以来钓鱼岛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现存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依据。从最早的关于钓鱼岛等岛屿的记载入手,循迹而下,可以凸显自明代以来钓鱼岛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印证东海海上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日本官方无视历史事实,称钓鱼岛是“无主地”,实际上,不适宜人居的无人岛,不等于就是“无主地”。我们认为,只有在厘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正本清源,对日本所谓“发现”、“无主地先占”之说,给以有力的回应。 一、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钓鱼岛         自古以来,中国沿海先民就与海洋发生了密切关系,浙江萧山跨湖桥“中华第一舟”的发现,证明早在8000年前中国先民就在东海开始了航海活动。古代中国航海的记载,所谓“舟子相传的秘本”,后称“针本”,伴随航海活动而产生,并世代相传。迄今所见,这类留传下来的航海记录以明代为最早。         一般认为,最早记载钓鱼岛等岛屿的文献,是始撰于1403年的《顺风相送》明抄本。实际上,我们应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也就是从《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开始。         据陈佳荣先生最近指出,《三十六姓所传针本》见于琉球大学图书馆藏的琉球人程顺则《指南广义》之中(《清琉球程顺则〈指南广义〉》,香港《国学新视野》季刊,2012年夏季号)。查阅这部1708年汇辑的航海专书,其中《针路条记》抄引“针路”共14条,来源有二:一是引自《封舟针簿》的4条,其中3条注有“钓鱼台”之名,说明源自康熙癸亥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册封使团传授的《航海针法》,其源头则是明代永乐元年郑和等往东西二洋等处;二是《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共10条,有4条直书“钓鱼台”之名:一琉球往福州,一福州回琉球,一东涌山开船,一钓鱼台开船。         《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是三十六姓传承抄录的航海“针本”,而三十六姓源自何时?《明会典》中明确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太祖赐福建三十六姓移居琉球:“二十五年,(琉球)中山王遣子侄入国学。以其国往来朝贡,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由此我们认为,有理由将原来以为明代文献最早记载钓鱼岛是在永乐元年(1403年)的时间,推前到洪武年间。         《三十六姓所传针本》发现的意义就在于,强调了此类源于中国航海实践的传抄本在时间上的源远流长。赐姓在14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三十六姓所传针本》的下限,那么,针本的上限又可推至哪?从“针路”一词的形成时间来看,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北宋年间中国人首先将之用于航海,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明确记载了船队使用“指南浮针”。从那时起,才可能产生“针路”一词,有“针本”的传抄。由此,可以认为中国航海人最先发现并作为海上航行标志予以命名和利用钓鱼岛的历史,最早或可上推至北宋初年发明指南针用于航海、出现针路的11—12世纪;而结合下面述及的明朝洪武初年派遣使臣出使琉球和明朝水军出巡“琉球大洋”的文献记述,最迟可上推至14世纪70年代。         针本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并命名使用钓鱼岛的重要历史依据。据此,中国比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在1884年“发现”该岛,至少要早500年之久。 二、明代中国最先在国际关系中界定钓鱼岛的归属         明代是中琉通交之始。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明朝派遣使臣杨载持诏书出使琉球,当时只能凭借中国航海人世代相传的“针本”,经由钓鱼岛列岛而至琉球。钓鱼岛之命名和使用得到官方确认,自14世纪70年代定型下来。此后有明一代近300年间,明朝派出使团25次,而琉球入明朝贡达300余次;清朝继续沿袭这种关系,中琉两国经由钓鱼列岛的频繁交往长达500年之久,直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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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第二届海峡两岸西域暨丝路文化学术研讨会原定于2013 年8 月在 新疆阿拉尔市塔里木大学召开,現已延期

  • 会议延期通知 各位代表,各位专家、学者: 您们好!….原定于今年8月召开的「2013’第二届海峡两岸西域暨丝路文化学术研讨会」延至明年举行。……万望各位能够谅解、海涵! 敬颂各位平安、如意! 大会组委会敬启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日 2013’第二届海峡两岸西域暨丝路文化学术研讨会(第一轮通知) 尊敬的先生/女士: “2013’第二届海峡两岸西域暨丝路文化学术研讨会”定于2013 年7 月下旬在新疆阿拉尔市塔里木大学召开,目的是集合有识之士展开“和而不同”的讨论,推动环塔里木文化事业健康繁荣发展。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成就和影响,诚邀您光临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1、昆仑文化与中华文明探源;         2、西域研究话语权与文化历史观重建; 3、国家战略视野中的屯垦戍边;    4、丝路文化遗产与数字化传承; 5、丝路宗教多元化与现代化;        6、丝路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 二、会议安排(暂定) 时间安排:报到一天,正式会议日程两天,会后考察四天。 考察路线:阿拉尔市(西域文化博物馆、359 旅纪念馆、昆岗墓地、睡胡杨公园、三河源、胜利水库、苗圃基地)——和田地区(热瓦克佛寺、地区博物馆、玉石街、达玛沟小佛寺、地毯厂)——喀什地区(莎车博物馆、叶尔羌汗王城与王陵、香妃墓、高台民居、大巴扎、盘橐城)。 三、会议要求 与会人员原则上必须要求提交一篇与上述专题相关的且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或研究报告。 四、会议回执 为统计参会人数、预定酒店房间,做出相应安排,确保本届海峡两岸西域暨丝路文化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如您确定参会,请务必在2013 年5 月1 日前填写好会议回执,以E-mail或传真方式发送到会务组。收到回执后,我们将为您发出第二轮通知及正式邀请函。 五、联系我们(会务组设在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E-mail:xywhyj@163.com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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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会原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黄时鉴(1935-2013)教授于2013年4月8日不幸辞世,特致沉痛哀悼

  • 阿成:沙舟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deb30b0101a6fe.html) 輓业师黄时鉴先生 (2013-04-08 17:04:10) 大漠孤烟直上九天云外 长河落日圆融三洋古今 业师黄时鉴先生(1935.09.05—2013.04.08)因病于今天上午逝世,享年79岁。噩耗传来,不胜悲切……先生一生治学著述,教书育人,可谓著作等身,桃李天下,名满学界。自从1985年考入他门下从事蒙元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一晃都快30年了。作为他的开门弟子,我的学历是最低的,学问也是最差的,但这30来年的师生交往和情谊,是我内心一份沉甸甸的厚重记忆。在这个时刻,千言万语在一躬:黄老师,您的治学人生很壮美!作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学者,业师生前最喜欢的句子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他学问人生的至高境界。我今天就借用这句诗拟就这副挽联,来表达一个不才学生、晚辈无限的崇敬和哀思!(其中三洋指的是东洋、南洋、西洋,喻指先生学贯东西,上下古今,博学宏识) 遵先生生前遗嘱,后事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举办告别仪式。9日下午在杭州殡仪馆设置灵堂,10-11号吊祭,12号上午遗体火化。其间,浙江大学组织部、党委、历史系、文博系,浙大图书馆社科、人文分馆、韩国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丝绸博物馆、上海远东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朵云轩,杭州市政协文史委、杭州文史研究会,浙江万里学院等单位,薛艳庄、金锵、沈善洪等原杭州大学老领导,孙忠焕、赵光育、宋传水、赵丰、张晓敏等有关方面领导,以及一百多位生前师友、同事、学生、晚辈送了花圈,或到灵堂祭奠致哀。 灵堂正中悬挂着黄时鉴先生的遗像,遗体周围布置了素雅的鲜花,灵堂上悬挂着“大漠孤烟直上九天云外  长河落日圆融三洋古今”的挽联,正中摆放着亲属的花圈,两侧摆放着各界送来的花圈,庄严肃穆,格调高雅。遗体火化前,浙江大学离退休处主持了简短的告别仪式,整个后事简洁而不失隆重。 黄老师  千古! [鮑志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3年4月10日  星期三 东方早报(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3-04/10/content_756182.htm) 追求完美  实现完美 黄时鉴,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1935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长沙。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1979年在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任教。1979年调至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1987年评为教授,1993年评为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蒙古史、元史和古代中外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迄至1980年代,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古史、元史,从1980年代中期起渐渐把教学和研究的主要精力转向古代中外关系史,且渐渐专注于中西文化交流,其年代侧重于大航海时代以后。 编著书籍有:《黄时鉴文集(套装全3册)》(中西书局,2011年)、《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整理及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耶律楚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元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5年)等。 2013年4月8日,黄时鉴教授因肺癌在杭州去世,享年79岁。 [黃晓峰] 前天(8日)晚上刚到家,就看见朋友的微博上说浙江大学历史系的黄时鉴教授去世了。虽然已有心理准备,可还是觉得突然。我上周刚刚给他寄出最新的两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正准备与几位朋友去看望他,可是现在只能去送他最后一程了。 坐下来翻看这些年与黄时鉴先生来往的电邮,回想近十年来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忽然又感到有些欣慰,在黄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生活得其实很充实。 黄时鉴先生是去年4月确诊罹患肺癌的,5月26日,我接到他的邮件:四月中旬以来我的生活主要是在住院治病。我已确诊罹有肺癌,第一次化疗反应很大,这两周在治疗反应引起的病症。今天医院准我回家休息两天,见到您两次寄来的书评第185期和186期,我对了一下,缺了第184期,还望便中能补寄是盼。这整整一个月,化疗使我十分疲惫,且已伤了身体。接下去,不能再做化疗了。可能要改做放疗,那就更要持久战了。 去年9月6日,他在出院后又给我发了邮件:出院迄今已历五十天,身体在逐渐恢复之中。尤其在7月23日去看了中医之后一直在服中药,健康状况明显好转,近来友人们都说我的气色很好,我自感也很好,每天可以读些书报,并已恢复写字日课,但时间少些。我决意继续努力恢复健康,增强免疫力,用自己的生命力来与癌细胞进行对抗。希望会有一段保持一定生活品质的时光。老伴状况依然如故,有住家保姆照顾,还胖了些。家务是忙不完的,人老了精力不济,应付起来更见困难,这就是生活,免不了的。 谢谢你的关心。201期也已收到。祝《上海书评》已出200期,有它陪伴,使我的精神生活充实了许多。 接到这封邮件后,为黄先生逐渐康复感到高兴,可是到了去年10月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电话那头总是不停地咳嗽。去年12月30日,我参加完报社在宁波举办的年会后,直接去杭州看望他。黄先生虽然很消瘦,但是精神还不错,谈自己的病情,并且拿着最新收到的《丁元公工笔彩绘水浒人物图》翻阅给我看,介绍说,这本书是用全杭州唯一的一台电子分色仪制图的,所以做到了几乎完美的复制。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临别时,他对我说:“你这样来跟我聊聊,我倒觉得精神好了不少。” 除夕那天我打电话给他拜年,那时他已经坐不起来了,是他女儿把电话拿到床边,我只能简单与他谈两句。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了。 2004年,我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作为《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的责编,第一次与黄时鉴先生相识。这本书是他与龚缨晏先生(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花费了五年时间完成,将这一课题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在编辑过程中,我几乎每周都要与黄先生通电话,报告编辑进度。从版式、字体、用纸以及最后的封面,他都与我反复商讨。由于此书有近百幅插图,他专门发来邮件,详细说明每一幅插图的位置、图说,反复叮嘱。每一次看校样,他都有非常细致的修订,由于修改量太大,以至于出了四次校样才全部改定。在拿到样书后,他打电话给我说:“这本书做得比较满意。”当时我听了长出了一口气,按照黄先生的要求,这对我是极高的奖赏了。后来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在书评中说此书“让人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感觉”。周振鹤先生说得很到位。由于黄时鉴先生一生工作、治学都在追求完美,也让我很幸运地能分享这一完美主义的过程。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此书毫无疑问是做得最过瘾的,也是最值得骄傲的。 2008年,我到《东方早报》工作后,每期的《上海书评》都寄给他,从一开始就得到他的鼓励,并且给了很多建议,9月7日,他来信说:你寄来的《上海书评》,从第一期起,期期收到,迄至昨天共有八期,而且决意将它们一一保存下来。每期来后,我都马上翻阅一过,然后读它几篇。从第一期起,每期总有我想读的文章,而且多半在读后觉得有所收获,有的更得到一些触动或启发。最注意读的,自然是作者或被评述者我是认识的……当然也关注其他一些领域的书评,能增长不少见识。总的感觉是,《上海书评》呈现出比较开拓的视野,文章言之有物,又各具风格,可读性也强。如果持之以恒,必将行之愈远,在中国书评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张广达先生的作品,是这几十年内中国史学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还宜组织学者写分量重的书评。中国学术界的泡沫和腐败,原因之一当是没有正常的监督和评判机制。《上海书评》如果要在这方面起作用,拙以为还可以增加严肃而又实事求是的批评文章,如《西塞罗的愤怒》这样的。 除了谈《上海书评》,每次电话或见面时,黄时鉴先生总会说自己又在哪里发现了新的图像史资料,可以推进自己的研究。从60岁左右,他开始专注于图像史的研究,特别是从古地图中展现的中西交流史,近70岁时出版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2008年,他已74岁了,还专程到意大利访学,寻访古地图;2009年,他又应台湾“中研院”院士黄一农先生的邀请到台湾访学一个学期。为了及时看到《上海书评》,还特别叮嘱我在那段时间将报纸寄往台湾。他经常来信告诉我与台湾学术界交流的情况。有一次“中研院”史语所安排张广达先生和他做一个题为“地图 文本 文化交流”的讲座,他很高兴地来信说:“也不知是谁安排我和张老师‘同台演出’,不过我很高兴得有这个机会,张老师显然也是这样。那天天气较冷又下雨,听众竟还不少。提问的是所内人士,讨论也较深入。自从‘中研院’单独成立语言所后,史语所传统中的语言学内涵明显削弱,但所内还是想重现Philology的特点,他们以为我们这个讲座是含有此学此道的,将促使他们拟新设第四组的事。” 对于晚年在学术上的孜孜以求,黄时鉴先生一直充满豪情:“我现在写文章写得特别愉快,因为要赶时间了。我现在七十多岁了,也许多搞几年,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综合著作可以做出来。可是我就算再做十年,做到85岁,能行吗?就算能写一点文章,但是已经不可能构架一个几十万字的东西了,这是奢望了。只能放弃这种大的目标,尽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东西。我老是提醒自己要收,可是只要在做,又会不断再放出来。有时候看到新的材料,本来不是自己关注的主要方向,可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的魅力,一投入进去就又花掉几年功夫。可是我从来不后悔。” 2010年,受朋友所托,想请黄时鉴先生做一期学人访谈。正好那时他在编订自己的文集,系统地梳理自己的学术经历做回顾。那年6月,在黄先生家中,我与他的学生、美国普吉湾大学艺术史教授洪再新先生一起听他畅谈。那天,黄先生兴致极高,从自己的小学时期一直说到北大求学,以及在内蒙古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工作的经历。谈他“文革”期间在内蒙古大学工作时,因为不想每天开会写大批判文章,与同事一起主动向翁独健先生请缨,要求参加《元史》的点校工作,因为点校二十四史是最高指示,得到工军宣队的大力支持,可以公开工作到深夜而不被批判。谈自己在快60岁时,为了能直接阅读法语文献,在邻居魏老师为研究生开的法语课上旁听,并且要求魏老师对他要像对其他学生一样,最后考试还得了全班第一。谈自己在美国访学期间,在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入馆研究一个月,不分昼夜地整理中国外销画资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他就像发现了一屋子玩具的儿童一样。从上午9点一直说到下午2点,仍意犹未尽,中间还不停地翻检出几十年前的听课笔记、学术期刊给我们看。此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他赠送的三卷本《黄时鉴文集》,此书勒口上的画像,就是请我的同事李媛绘制的。 2011年夏天,洪再新先生和我再次去拜访黄先生,这一次漫无边际的闲谈,黄先生依然兴致盎然。临别时,他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丁元公仿陈老莲的“水浒天罡酒牌人名”真迹让我们观赏,在洪再新先生的鼓动下,将此珍品复制出版。现在回想起来,我最后见黄时鉴先生时,他对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部作品,依然实现了追求完美的愿望。 昨天(9日)凌晨,洪再新先生发来的邮件说:“令人宽慰的是,时鉴先生走过的路,还是很完美的,家庭、工作和个人爱好,没有什么不全。他3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我前行,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他这种完美的人生。” 对于黄时鉴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我当然没有资格判断,只能以这些零星的回忆来纪念他。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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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会原副会长谢方先生《谢方文存》出版(中华书局2012年11月)

  • 《谢方文存》(中华书局2012年11月出版) 目录 序(蔡鸿生) 我的治学之路(代《前言》) 从“教仪之争”看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突与交流 古代中外关系史籍透视 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衰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 中国史籍中之马尔代夫考 清初大汕的越南之行 中国史籍中的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考 也谈文莱《蒲公碑》与《西山杂志‧蒲厝》的关系 16至17世纪的中国海盗与海上丝路略论 侯显出使榜葛剌考 ─ 兼论费信、马欢抵榜葛剌的年代 我国第一个到达地中海的旅行家 ─ 杜环 郑和生卒年及赐姓小考 郑和海外用兵略论 利玛窦及其《中国札记》 利玛窦贡物中的《万国图》辨正 龙涎‧鸦片‧红丸 ─ 兼与徐朔先生商榷 附:鸦片输入中国之始及其它再谈龙涎及我国吸食鸦片始于何时 蒙奇兜勒的历史之谜“突破”质疑 论齐景公和秦始皇在山东沿海的航海活动,兼谈徐福史料中的一些问题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 ─ 徐福东渡史料辨析 呼之欲出的中国突厥学 也谈斯坦因与敦煌文献 张星烺先生及其《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东西洋考》前言 《西洋朝贡典录》前言 《西洋朝贡典录》的学术价值 《咸宾录》前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点校说明 《海外纪事》前言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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