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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会员最新出版论著或会员资讯两类﹐除讯息外酌据作者电子版本载录全文

  • 会员讯息

  • 会员新著 *本会会员和学友通力合作、联袂编辑的《中国历代海路针经》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2016年8月22日在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首发 *本会会员周运中《中国南洋古代交通史》2015年5月由厦门大学出版 *学友周运中博士《郑和下西洋新考》2013年12月出版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昇学术小传 *陈佳荣、朱鉴秋合编《渡海方程辑注》2013年6月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 *本会原副会长谢方先生《谢方文存》出版(中华书局2012年11月) *廖肇羽《西域文化史略》、《西域文献书目集成》、《西域重大史实图鉴》、《西域战略 纵深与文化戍边愿景》出版(2012年1月讯) *龚缨晏主编《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百年回顾》(Maritime Silk Road Studies in 20th Century China)﹑《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集萃》(Selected Papers on Maritime Silk Road in 20th Century China)出版 *陈佳荣: (1) 2010年间﹐在网上发表了下列电子版资料﹕ “诸家异物志”﹑“中外交流古志”辑佚索引公布 (http://www.world10k.com/blog/?p=1533) (明)慎懋赏《四夷广记》航海针路点校文档公布 (http://www.world10k.com/blog/?p=1607) (清)琉球程顺则《指南广义》点校本网上公布 (http://www.world10k.com/blog/?p=1608) (2)2011年6月,把与谢方君合作的《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一部分上网﹐ 并新增了外文索引及分区地名索引(第二部分亦获已故作者陆峻岭遗孀 授权﹐2012年10月24日上网)﹕《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编校及上网 http://www.world10k.com/blog/?p=1916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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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会理事朱悦梅博士-教授学术资讯

  • 朱悦梅,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毕业。 其学术资讯如下: 朱悦梅科研成果目录(1990~2015) I. 科研项目 一、主持 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吐蕃王朝职官管理制度研究”(09BZS039),20090701-20120630,1/2,9+9万。 2.国家民委社科项目,“唐代吐蕃历史军事地理研究”(09XB07),20090701-20120630,1/1,0+1万。结项:2012年9月。 3.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甘州回鹘史”(10FZS009),20101217-20111030,1/2,12+3.84万。结项:2012年6月28日,证书号20120989。 4.“明清以来甘青地区藏传佛教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对区域文化的影响”(12TB05),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科研项目,20120408-20141231,1/6。 5. 2013年度西北民族大学研究生示范性学位课程,1/1,1万。 二、参与 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十三世纪前中国军事地理研究” (05JJD770106),200509-200808,2/6,2.5万/20万。 2.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研究项目《西藏通史》,完成《吐蕃王朝的人口研究》、 《吐蕃王朝占领区人口研究》等研究成果。 3. 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藏传佛教大辞典》(12&ZD127),201210-201709,7/12。 II. 获奖 一、荣誉奖 1.2007年度北京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北京大学,200705) 2.2011年度西北民族大学“十佳教师”,2011.7 3.2012年西北民族大学青年教师成才奖,2012.12 4.甘肃省优秀园丁奖,甘肃省人民政府,2014.8 二、学术奖 1.“吐蕃王朝职官制度研究”系列论文,甘肃省教育厅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甘肃省教育厅,20120831(证书号:2-38) 2.“吐蕃中节度考”,甘肃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201211(证书号:) 3.《甘州回鹘史》,甘肃省教育厅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40831(证书号:20142177) 4.《甘州回鹘史》,甘肃省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40831(证书号:20142177) 三、教学奖 1.第五届“挑战杯”西北民族大学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指导教师,西北民族大学,2012.4 2.西北民族大学2012年本科生科研创新项目优秀指导老师,西北民族大学,2012.11 3.第六届“挑战杯”西北民族大学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指导教师,西北民族大学,2013.6 4.第九届“挑战杯”甘肃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甘肃省教育厅、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甘肃省学生联合会,2013.6 5.《中国历史地理》,西北民族大学2009年校级精品课程,2014.4 四、学术兼职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博士研究生导师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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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会原副秘书长王继光教授不幸于2015年8月3日辞世,特致沉痛哀悼

  • 本会原副秘书长王继光教授不幸于2015年8月3日辞世,特致沉痛哀悼 王继光先生是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校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四至七届理事、第四至五届副秘书长。他的辞世,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在沉痛哀悼之际,特据相关机构整理的其生平资料刊登于下: 王继光先生(1946—2015),男,汉族,甘肃临洮人,中外关系史著名学者,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专门史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兼任中国明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谱牒学研究会、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等6个国家级学会理事、甘肃西北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曾任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王继光教授1946年生于新疆,1963—1968年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1968—1970年在新疆军区8847部队锻炼,1970—1978 年间任教于新疆伊宁市八中,1978—1981年间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78后任教于西北民族大学历史系。 王继光教授思维敏锐、学识渊博,学术功底扎实,考证绵密细致,新见迭出。新疆的生活、工作经历对王教授的学术旨趣和研究方向产生了直接影响。王教授对西北地区各民族抱有深厚的感情,丰富的学习、工作经历使他对于西北历史文化形成了深刻地理解,得以广泛耕耘于中外关系史、西北民族史、西北历史文献研究的各个领域,获得大量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自1982年以来,共出版学术论著11部,发表论文100余篇。 他的专著《(万历)西宁卫志》辑自《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青海最早的地方志,辑注分卷析篇,详加注释;《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将搜访到的4种少数民族家族谱校点整理,首次刊布,为安多藏区史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他的代表性论文包括: 1、藏文史籍的系统评述介绍,如《藏文史籍叙录》系列论文、《蒙藏维吾尔族文献举要》等。 2、明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及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如《明代中央政府去藏地使者事辑》、《明代的河州卫——〈明史·西番诸卫传〉研究之一》、《安多藏区僧职土司初探》等。 3、安多藏区的部族及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如《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系列论文、《青海隆务河流域藏族来源的社会考察》、《国外藏医学研究概览》等。 他承担并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王朝的西域经略及与中亚国家睦邻关系研究”等。新近完稿的《陈诚及其西使记研究》已交付中华书局,即将出版。逝世前正在撰写《安多藏区部族志》、《明代汉藏交聘考》、《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 王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尤其专注于新材料、新问题的研究,他反复强调文献辩章源流和史料考证的重要性,学术视野宽广,问题意识突出,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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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会原副会长朱政惠教授不幸于2013年11月13日辞世,特致沉痛哀悼

  • 本会原副会长朱政惠教授不幸于2013年11月13日辞世,特致沉痛哀悼 朱政惠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五至八届理事、第七至八届副会长。他的辞世,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在沉痛哀悼之际,特据相关机构整理的其生平资料刊登于下: 朱政惠 (1947- 2013),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2004年《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著有《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等学术专著4部,发表各类学术论文和文章近百篇。 个人履历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男,1947年8月生,2013年11月13日病逝于上海长宁区,历史学博士。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教研室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创新团队负责人。 社会兼职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国家文科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世界中国学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上海东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大学吕振羽纪念室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台湾研究会会员。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美国亚洲学会会员等。 个人作品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史学理论、海外中国学史、中外史学比较等方向的学术研究。有《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史之心旅一一关于时代和史学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史华慈学谱》(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知青部落——黄山脚下的10000个上海人》(与金光耀合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学术专著多部。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中华文史百科·民俗卷》。翻译著作有《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美国哈佛大学柯文、戈德曼主编,合作翻译,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等,并参与合作撰写并出版的著作有《史学概论》等多部。 主持承担的项目 主持承担的项目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项目、上海市委宣传部项目、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211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等。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与《清史译丛》编委、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学刊》编委、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杂志编委、《历史学家茶座》编委、山东大学《人文前沿丛书》编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编委等。 论文和文章 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史学月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评论》(香港)、《历史月刊》(台湾)等报刊杂志发表各类学术论文和文章近百篇。《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历史学》、美国《历史文摘》、《美国:历史和生活》等有关杂志有其学术文章的转载和观点摘要多篇。 成就及荣誉 1993年应邀访问美国。走访了洛杉机、华盛顿、波士顿、纽约等多座城市的大学中国学机构。1998年夏,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前往介绍大陆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1999年10月,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月,应瑞典隆德大学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学术研讨会。同年11月,访问法国巴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等中国学机构。2000年3月至2002年7月,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邀请做为期两年的学术访问。专门考察和研究美国中国学和汉学发展情况。走访了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新大学、康乃尔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玑分校、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斯坦福大学、夏威夷大学等学校及有关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2005年7月,应邀访问英国,走访了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国家博物馆等学术机构及其中国学研究机构。2005年12月,应邀到韩国首都首尔参加“亚洲民族文化振兴和韩民族文化特色化建设研讨会”,并顺访成均馆大学、安东大学、韩国国学振兴院、陶山书院等高校和学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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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耿昇学术小传

  • *耿昇《搭中法文化交流之虹桥,涉中外关系史之学海——我的治学之道》 耿昇学术小传 耿昇,1944年12月生于河北省阜平县,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系。 耿昇自1980年由外交部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便从事有关中法关系史、法国汉学诸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工作。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社会工作方面,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交史博物馆、华东师大海外汉学中心兼职研究员或教授。本人是法国亚细亚学会的国外会员,1995年获得法国政府文学艺术勋章。 本人从事中法关系史研究,侧重于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在西域史方面,涉及到了敦煌学、突厥学、藏学、蒙古学、中国与阿拉伯—波斯关系史诸领域。在法国汉学方面,主要是译介法国当代汉学家的名著与研究动态。 截止2009年6月底止,本人已出版译著57部,著作1部,译文近200篇,论文及介绍文100 余篇。 耿  昇 2013年8月 耿昇1979—2013年已发表的译著、译文、论文与介绍文章目录 一、译著 1.丝绸之路,(法)布尔努瓦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0万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 2.吐蕃僧诤记,(法)戴密微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1.4万字,台湾千华书局1993年再版,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再版。 3.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8.8万字。 4.柏朗嘉宾蒙古行纪,(法)韩百诗著,中华书局1985年版,12万字,中华书局2001年再版,中华书局2013年再版。 5.五代回鹘史料,(法)哈密顿著,耿昇、穆根来合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再版。 6.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法)戈岱司著,中华书局1987年版,11.1万字,中华书局2001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再版。 7.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法)谢和耐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35万字。台湾千华书局1993年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版,中国藏学社2013年再版。 8.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法)勒内•吉罗著,新疆社会科学院1984年版,20万字,中国藏学社2013年再版。 9.西藏的文明,(法)石泰安著,西藏社会科学院1985年版,30万字,王尧校订。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2004年再版,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版。 10.从希腊到中国,(法)格鲁塞著,耿昇译,常书鸿校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4万字。 11.阿拉伯波斯突厥东方文献辑注,2卷59万字,(法)费琅著,耿昇、穆根来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中华书局2001年再版,中国藏学社2013年再版。 12.西藏和蒙古的宗教,44万字,(德)海西希,(意)图齐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耿昇译,王尧校订。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2004年再版,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版。 13.西藏佛教密宗,20万字,(英)布洛菲尔德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2年修订第2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版。 14.鞑靼西藏旅行记,55万字,(法)古伯察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再版,2013年再版。 15.中国和基督教,25.7万字,(法)谢和耐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6.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耿昇译,王尧校,26.1万字,(法)麦克唐纳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011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版。 17.中国的犹太人,(法)荣振华,(澳)莱斯利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8万字。 18.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择,30万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本人20万字。 19.甘川青藏古部族,耿昇译,王尧校订,(法)石泰安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16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再版。 20.丝绸之路,44万字,中华书局1993年(法国外交部资助项目)版,(法)马札海里著,1995年再版,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再版,中国藏学社2013年再版。 21.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36万字,(法)伯希和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2.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23万字,(法)谢和耐、安田朴等著,巴蜀书社1993年版。 23.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44万字,中华书局1993年版(法国外交部资助项目)。 24.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法)石泰安著,72万字,耿昇译,陈庆英校订,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法国外交部资助项目)。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2013年再版,中国书店2010年版。 25.卡尔梅克史评注,(法)伯希和著。中华书局1994年版(法国外交部资助项目)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再版。 26.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23万字。(法)玛雅尔著。中华书局1994年版(法国外交部资助项目)2003年再版,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再版。 27.1552—1800年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法)荣振华著,70万字,中华书局1995年版,2卷本。 28.中国社会史,(法)谢和耐著,55万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法国外交部资助项目)。1997—2005年再版,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再版。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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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会创会会员陈玉龙教授于2013年3月3日辞世,特致沉痛哀悼

  • 沉痛哀悼陈玉龙会友!陈玉龙教授永垂不朽! 陈其“三苑堂里的‘江南野老’:记父亲陈玉龙”,北京大学校友网: http://www.pku.org.cn/data/detail.jsp?articleID=16770 李塔娜“挽恩师陈玉龙先生” http://www.world10k.com/blog/?p=2320 陈玉龙教授(1921-2013)生平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陈玉龙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3月3日00时26分在北京中关村医院逝世,享年92岁。 陈玉龙教授1921年11月出生于江苏镇江。幼年在故乡求学,接受国学和书法启蒙,后考入著名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抗战期间辗转流亡至大西南,于1942年进入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学习越南语,是我国越南语科的第一届学生。1946年成为国立东方语专越南语科的教员,解放后随着东方语专并入北京大学,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在50年代曾兼任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的秘书,1987年退休。陈玉龙教授一生以治史为主,兼攻文学与书法,在教学科研、文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均有建树。 陈玉龙教授是北京大学教授越南语言文化最早的教员之一,多年来从事越南及印度支那历史、中越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等方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陈玉龙教授曾讲授“越南史”、 “中越关系史”、“中柬关系史”、“中越文化交流专题”等课程。他治学严谨,教学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深得学生好评。他培养的研究生现已成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陈玉龙教授是国内著名的印支史专家,在越南历史、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有多部著作和译著,其专著《汉文化论纲》获国家教委第二届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陈玉龙教授汉语功底深厚,历史知识丰富。他曾任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参与主编《东方世界》和《东方研究》等学术刊物,为我国东南亚史以及东方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玉龙教授一生热爱书法艺术,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的书法遒劲秀逸,别具一格, “老辣、苍劲,人书俱老”,笔下每一个字都彰显着多年的功力和深厚的修养。他曾先后应邀赴日本、美国、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举办个人书法展,进行书法艺术交流、文化访问、讲学等活动。其书法作品被作为礼品赠送给韩国金大中总统、泰国诗琳通公主及池田大作、平山郁夫等知名人士,还被国内外多家博物馆、纪念馆收藏。陈玉龙教授退休后担任了北大书画协会会长,为北大学生、社团和外籍人士讲授书法美学和书法史等课程,积极推进学校书画艺术的发展。他著有《中国书法艺术》一书,深受书法界重视。陈玉龙教授也爱好文学,他的散 文集《天地有正气》体现了深厚的文学造诣。 陈玉龙教授一生热爱教育,提携后学,是学生们敬爱的师长。他热爱祖国的书法艺术,并努力在国内外加以弘扬, 为我国和北大书法艺术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我们永远怀念陈玉龙教授。 愿陈玉龙教授一路走好!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3-3-7) :http://sfl.pku.edu.cn/show.php?contentid=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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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钓鱼岛早在距今1400多年前由中国航海家原始发现

  • 施存龙 引言 自中日间发生钓鱼岛争议以来,从30多年前至最近,对中国人最早发现该岛的时间和人物,普遍流行—种说法:是明代洪武五年出使琉球国的的杨载,或记载该岛名的明朝航海指南书《顺风相送》成书年份。我国研究钓鱼岛归属问题的各类专业学者几乎如此。大陆清华大学中日研究所—研究中日关系学者赞成“钓鱼岛最迟是在1372年至1403年之间被中国人首先发现,即‘原始发现’的。” [1]同—作者近又修正称:“从1372年起,中国明清两代册封使就把钓鱼岛作为出使琉球海上必经之路的标志,早于日本人发现钓鱼岛500多年。”“早在1403年有关中国海上航路的《顺风相送》一书便记载有钓鱼屿。”[2]。表明他肯定1373年为发现该岛之年,肯定1403年为文献上出现该岛名之年。在台湾,据称“专门研究日本对华政策的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副教授何思慎进一步指出,钓鱼台早在1373年即由杨载发现,并远在15世纪初,明朝时所著《顺风相送》一书中,就首度出现“钓鱼屿一词。”[3]还有更多的是直接了当,如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梁芳大校称:“早在1373年,我们最早到达钓鱼岛并发现钓鱼岛,发现者是在明朝时期一个叫杨载的中国人” [4]还有文章说“1372年,明朝杨载出使琉球,途中发现并登上了钓鱼岛。1403年,其被命名为“钓鱼屿”。……而日本发现钓鱼岛比中国晚了512年。”[5]《普及到社会公众,也是这类说法,几乎是异口同声。他们所说是由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利用,当然原则上是完全准确的,但他们所说是由杨载在1373年发现,那就不妥了。还有少数人认为是由渔民发现的。这在历史上也许不无可能,但完全抽象推理,缺乏说服力。本研究就是寻求—种符合中国航海史实的可信而具体的发现年代、背景、人物,以刷新—向的现说。不仅要在学术上站得住,而且能在外交斗争国际关系处理上说得响。笔者是中国航海史地研究者,以上世纪70年代审读《中国民用航路指南》征求意见本和编写《中国水运地理词典》为业务基础,从1996年介入边疆史地研究,评击钓鱼岛和句鼊屿关系问题切入。在国家、京、津三大图书馆考查中国自汉至明的正史二十四史外国传及人物传、地理志,及有关海防地图、航海指南书,当代前人有关研究主张,以《隋书》三篇传纪为中心分析,提出中国人原始发现为距今1400多年前的隋代,推翻明初的外交官杨载或渔民说,树立隋初航海家何蛮,深信此说具有说服力。 1. 原始发现人是杨载或渔民,发现时间是洪武五年或《顺风相送》—书成书时间均难圆其说 1.1 杨载发现说不符史实和情理 第一、考查凡涉及杨载的史料中没有任何反映他发现钓鱼屿的记录,更不要说是最早发现。《明史.琉球传》记载杨 载的事迹仅是:明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施按:中央外交机构行人司的外交官中级职称)杨载以即位建元诏 其国,中山王遣弟泰度随载入贡。”那里有发现的记载? 第二、即使推导,也不合情理。杨载是亇外交官员,他在使船上是作为乘客,偶乘远航海船,在大海上航行过程中,遇风浪就不免要呕吐头晕目眩,躺在官舱里,顶多在风平浪静时,观赏—阵海景而己。他完全不懂航海,四顾渺茫,不识航路,即使把钓鱼岛放在他眼前,也不认得是己知还是未知海岛,怎谈得到发现?!只有值班的站在驾驶舱里把舵或掌罗针的驾船老大和瞭高的水手,他们在不分昼夜轮班中,随时随地盯着海上岛屿作航标,以把握航路正确方向和安全;时而测着海底底质和深度以判断海域和船位,对航行会有何种影响。只有他们既有师徒相传的航路知识,又有自己实践经验,在岗位上才会判断和记录或口传(如是文盲)新发现的岛屿,分淸它是航海家已知岛屿,还是第一次才遇到的新岛屿。所以,假定是该航次发现的,也轮不上由杨载发现。这种说法的思维是停滞在旧时代把—切实践者发明创造都归功于帝王将相头上。 第三、既然明初从福建省起航的中国去琉球国使船必经钓鱼屿,那么元代派往琉球国使船从福建省起航的也必然要经钓鱼屿,若—定要说是使者发现钓鱼屿,那也该是元代去琉球国使者,据明代嘉靖朝在江浙参与抗倭寇军事参谋的郑若曾,在《郑开阳杂著》中《琉球国考》称:“元遣使招谕之,不至。”可见元代是派出使船去过琉球的,虽然外交上不成功,琉球人不肯至元朝期贡,但航行还是平安回来的。所以,也轮不到是明代使者杨载。 第四,何况还有史料可证明中国人发现钓鱼岛远在1373年前,也远在元代前,否则,宋代、唐代凭什么记载琉球的 交通。 1.2还有文章不但说是杨载首先发现,还说他在钓鱼屿停泊过。更不能能成立。 有文章称:“据史料记载,最早发现钓鱼岛的是明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节杨载。1372年,明朝册封使奉命出使琉球,钓鱼岛位于杨载必经的航道上,杨载的船只停靠在钓鱼岛,并第—亇驻足该岛。……”[6]。这是很不严谨的,第一、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杨停泊过钓鱼岛。请问所谓“史料记载”在那里?并无交待。不但《明史》和《明实录》都未说在钓鱼岛停靠过,而且其它明代各种史料中也从未有过这样记载。我不知道远有没有小说那样描述过。第二、使船没有必要和可能在该岛停靠。钓鱼屿是无人岛,岛形也未构成优良港湾,只有附近小渔舟必要时去临时停泊伺风采物。适航能力较强装备充足的较大的使船不需要去那里停泊,大的帆船难以停泊。所以是作者的臆测。 1.3、所谓“渔民首先发现,杨载首先驻足”之说也不确 还有文章虽不提是杨载,另树—说:“早在明朝初期(1373 年前后) ,中国渔民就发现了钓鱼岛并对其资源进行开发利 用,明朝永乐年间(1403 年至 1424 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就有关于钓鱼岛的记载,这 比日本声称的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于 1884 年发现钓鱼岛要早 400 多年。”[7]另有位学者在网上著文也称“中国发现钓鱼岛比日本早四百多年。…早在明朝初期的1373年前后,我国渔民已发现了钓鱼岛。据《明史》记载,最早驻足钓鱼岛的是明朝人杨载。…1403年我国文献就有了钓鱼岛列屿的记载。”[8]对文献形成时间,前—篇用—个较模糊的时间段(1403 年至 1424 年)活口,后一篇定死于1403年,似更有自信。但都不确。都是以新的失误代替旧的失误而已。 第—、该文是把《明史》记载杨载出使琉球王国时间,与《顺风相送》记载的岛名“钓鱼屿” 有“钓鱼”两字联想嫁接,进而臆测为是渔民发现的时间,并无任何史料根据。《顺风相送》—书使用地名“钓鱼屿”,这是事实。但并不能解说成为从那时才开始使用该名,更不能解为从那时才开始发现钓鱼屿。只能表明至迟从明代前期开始,我国渔民就加强了在该屿海域捕鱼乃至临时在该屿栖息,所以才会把前人早已发现的该岛原名改名为“钓鱼屿”。但并不能解为从那时才开始发现钓鱼屿并使用该名。 第二、《顺风相送》是—本以闽南港口为起迄地的外贸运输航路指南,它的内容,近的指导往日本、越南、缅甸;远的往伊朗、印度。那时的渔民没有远渡东洋、西洋去捕鱼的需要和可能。因而不是供渔民用的。 第三、《顺风相送》成书时间不应定于永乐元年。当今許多論中国人发现钓鱼岛早于日本者,多據《順風相送‧序文》有“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字樣﹐便主張本書始成於明永乐元年即1403年.,并进—步断定中国人发现钓鱼岛为该年。这是粗枝大叶的误解。首先,按现能读到的英国保存抄本原文,并无“序文”字样,只是中国当代北大向达先生加上去的,他在页下有声明:“原本无,以意补入”)。其次,此段较完整的全文是:“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开诏,累次较正针路,牵星图样,海屿水势山形图画—本山为微薄。务要…,深要…,莫作泛常,必不误也。”[9]分析这段话,后面大部是叮嘱海员要注意的事项,固然与确定成书年份根本无关,就是开头一句,也不能说明成书年份。只是说明永乐元年朝廷派外交官员下“西洋”等国宣读大明帝国的诏书。承担运送这些外交官的使船船员在航行中不断校正前代航路指南书中的针路,作些更正或补充为“微薄”而已,正如现在我们海员对《中国民用航路指南》作更正补充—样。并没有说这年成书,即使想这年成书也成不了。因为帆船时代下西洋当年是回航不了的,当年乘北风南下,要等西南季风返航。次年回到中国港口也未必就能定稿付印的。再次,退—步假定此书定稿于该年并成书,也与发现钓鱼岛无必然联系。最后,我要指出的是,如坚持以《顺风相送》成书时间为发现年份,只会给中国带来不利。因为许多中国学者己指出成书是在永乐元年之后。其中香港陈佳荣先生著文,考出:“本書不可能完成於永樂元年。這個問題較易解決。……書中至少有兩件史事﹐不可能發生於永樂元年或其前。首先﹐本書的〈地羅經下針神文〉提及航海女神媽祖的封號為“敕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眾所周知﹐……明成祖永樂七年(1409)始封她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本書的天妃封號顯兼元初至明初而記﹐是民間的不正規寫法﹐但肯定在永樂七年之後。其次﹐本書有數條往交趾來回的針路﹐其中〈福建往交趾針路〉末謂“……雞唱門﹐即是安南國雲屯州海門也”。“交趾本為中國古代對今越南特別是其北部的通稱﹔安南國則是宋代以降的稱呼﹐唯明初永樂五年至宣德二年重置郡縣安南時期(1407-1427)除外。本書之鄭重稱其地為安南國云云﹐顯為安南重新獨立的宣德二年(1427)之後。”他后来还指出更早使用钓鱼岛地名的古籍是洪武間東渡琉球移民後裔程順則引用的《三十六姓所傳針本》。[10]陈先生言之有理有亦有据,立论可成立。它产生的背景是明洪武帝赐琉球国以福建省善于航海的36姓船户。考《明史》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列传第二百十一《外国》《琉球》国传称:“二十九年,…中山又遣使请赐冠带,…乃赐之,…。又嘉其修职勤,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明太祖执政共31年,即使不按洪武二十五年而按二十九年算,也属太祖执政时的明初洪武时。所以,不但明朝永乐年间(1403 年)成书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前述所谓“明朝永乐年间(1403 年至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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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关钓鱼岛问题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注释探讨

  • [编者按]2012年7月21日﹐身在美国的老会员施存龙学友﹐电邮来其对古籍中钓鱼岛若干注释的商榷﹐兹特原文照刊﹐以期引起关注及讨论。                                       有关钓鱼岛问题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注释探讨                                                                                                                                     施存龙         我国中华书局组织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对推动和繁荣我国当代和今后中国海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和普及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由于这些史籍年代都较久远,理解不易,又或歧义,故注释工作很重要。一些注释家倾注了不少心血,使读者既省事又获益。他们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也不免有注释不中肯乃至错误。近年来我在研究我国航海家过往钓鱼岛过程中,发现有些至关重要的事项注释,值得商榷。现就其中四种元明著作涉及钓鱼岛的释文问题,探讨如下。              —、向达先生注释的《两种海道针经》                 集历代航海家航海经验积累相传,而于明代前中期成书的航海指南书《顺风相送》,和清初成书的《指南正法》两书,由前北京大学老教授向达先生作整理、注释,合成《两种海道针经》—书出版。        我发现该书这方面亦有注释不确。例如:         1、在钓鱼屿条中注释说:“钓鱼屿在台湾基隆东北海中,为我国台湾省附属岛屿,今名鱼钓岛,亦名钓鱼岛。”[1]按钓鱼岛为中国航海家最早发现和命名,在明代史籍中称为钓鱼屿、曾称钓鱼山,清代主流改称为钓鱼台。至今台湾仍习称为钓鱼台。今我国大陆则称为钓鱼岛,中国从来不曾称过鱼钓岛。“鱼钓岛”之名,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了窃取中国领土,名不从主人,故意在地名上埋下玄机,把水搅混,把中国名的固有汉字地名钓鱼屿和钓鱼台前两字颠倒。19世纪末,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时,日本内务部核定改为“鱼钓岛”。后来索性彻底抹去中国原名,利用英国海图上的地名,转改称“凸列岛”、又改“尖头诸岛”,乃至“剑阁列岛”等,正是我们要力加揭发批判的内容。向先生是爱国者,却也不知不觉上了日本人的当,客观上视为其正常地名之—。我以为不应说“亦名钧鱼岛”,应该更正为:“今名钓鱼岛或钓鱼台,日本企图窃占时故意名不从主人,颠倒作‘鱼钓岛’。”         2、在《顺风相送》篇中“福建往琉球”节,提到“用乙辰取小琉球头”“取小琉球”,[2] “见小琉球鸡笼头山”[3]。连同在《指南正法》篇的“东洋山形水势”条中称:“琉球仔生开津屿,有椰树有番住及郎娇大山”[4],向先生注释说:“小琉球、小琉球头以及琉球仔,当俱指今台湾南部西海岸枋寮口外之琉球屿而言。”[5]。这里对错参半。所谓台湾枋寮口外,即今台湾岛西南岸的屏东县枋寮乡,其以西海中相望的小屿即是琉球屿,所以这条注释只有对它的地望才是确切的,而套到从福建前往琉球国那霸港航路上的“小琉球头”上就不合理因而不合用了。因为从福州往琉球群岛的主岛去,是不需要也不应该南航到台湾岛西南海域,然后再迂回北返向台湾岛东北海域驶去。无此种航行法,否则违背航海常识。在福州往琉球航路上只可能航经台湾岛北部海域,船舶要取准的航标岛屿只能见基隆港外的小琉球屿即基隆港的鸡笼山,今名基隆屿。         二、余思黎先生校点的《殊域周咨录》—书的琉球国篇,较详细地叙述了该国的国情及与中国交通的关系,其中开头就认定隋代陈棱率舰队所征的流求国就是明代交往密切的琉球国,这比近、现代流行的把隋流求国只视为今台湾岛为确切。它还详细引述了明代嘉靖十一年出使琉球国的陈侃(kan)《使琉球录》,和嘉靖四十—年出使琉球的郭汝霖《使琉球录》,其中都有航经钓鱼屿,即今名钓鱼岛情景。郭录还将今台湾和琉球分开为两国的概念很清楚:“小琉球不通往来,未尝朝贡”指的今台湾。“今之封敕为中山王者,乃大琉球国也”,指的是今日本占有的琉球。这也是对的。但末了却说“其山曰鼋鼊屿(国西),曰彭湖岛(国西近福兴漳泉四郡界……)”。[6]这就不确了。按这里所说的“鼋鼊屿”,就是《隋书 • 流求国》中所说的句鼊屿,它就是陈侃和郭汝霖所说的琉球国境内的枯米岛,说它是琉球国西边,这是可以的,但怎么能把它放在台湾的澎湖岛—起呢?而澎湖岛是在台湾岛西南海中,不知是严从简本人糊涂了呢,还是转抄或排版中出的问题,但今人学者是不乏这种地理知识,理应校出,但点校者却未能有所指出。这又是与澎湖列岛中奎壁屿混为一谈了。          三、明人黄省曾著《西洋朝贡典录》中,将今台湾和琉球的两地情况混写在—个“琉球国”内,这是很不妥当的。谢方先生在校注中,已指明该书的“琉球国”是把两地包括在—起的。但对原著中的“鼋鼈岛”虽还原为《隋书》中的“句鼊屿”,但却解读为“即今澎湖岛之东北角奎壁山”;“高华屿”解读为“即花屿,今澎湖列岛中最西之小岛。”[7]这就不对了。这—解读来源于日本侵占琉球和台湾期间由日本学者臆度出来的,完全不切实际的张冠李戴。我国有的学者未察觉,纳其说而流传之。过去我没机会读到台湾出的书,费劲去考证。近年方知抗日战争后,去台湾的原大陆学者梁嘉彬先生己著文批驳。          四、元代汪大渊著《岛夷志略》,其中《琉球》篇写的内容却都是今台湾的岛情。今人苏继庼先生对此书琉球篇中“琉球”条注释称:“此书之琉球,指今我国台湾。《隋书》作流求。韩愈《送郑尚书序》,……皆作流求。张鷟《朝野佥载》作留仇,刘恂《岭表录异》作流虬,……似皆由其南部有区域名嫏娇而得音。入明代,流求成为冲绳岛之专名,清代因之。……冲绳岛既有流求之名,于是明清撰述,在追寻冲绳古史时每好引《隋书 • 流求传》中语以实之,而不知其适为张冠李戴也。”[8]         我认为在这段释文中有几个问题。         1、是把唐代韩愈《送郑尚书序》等书文中的流求、流虬等原本指台湾基隆以东北230海里外的流求国当作台湾,反而指责别人是张冠李戴了。其实,《送郑尚书序》中说:“其海外杂国,若东则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洲。”[9]按耽浮罗,即耽罗,亦即《隋书》中的聃罗,音译同地异字而已。《隋书 • 东夷传》:“上(施按:指隋炀帝)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至竹岛,南望聃罗国”。按百济就是今韩国境,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解释今地:“竹岛是在全罗南道珍岛西南的一个小岛,聃罗国就是济州岛”。[10]—句话,就是裴清从今韩国的竹岛可以望见的济州岛。毛人,—般认为是与虾夷为近邻的民族,也有认为就是虾夷人,是日本列岛北部的原住民,被日本委奴族侵占、同化。粱嘉彬则认为琉球原始民族矮小、多毛。既然把流求置于两个北方小国耽浮罗、“毛人”之中间,那么它也当然是北方国家,就表明他认为唐的流求,即隋的流求,处于北方,因而符合今琉球主岛位置。把流求与耽罗两地并列在—起,也说明隋唐的流求主要是指处于北方的琉球。         2、又说:“《元史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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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会员孙来臣提出〈关于设立中国东南亚翻译基金会的构想〉, 着手主编“海外东南亚论著译丛”

  •                                   关于设立中国东南亚翻译基金会的构想                                           —译校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心得之一                                                              孙来臣[1] 威廉·麦柯尼尔:“历史上推动重大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就是与掌握崭新和陌生技术的异族进行接触”。[2] 季羡林:“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主要动力之一,而翻译又在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 梁志明:“在史学研究领域,我们应有一种开放性的心态……运用新的理论架构、范式和比较方法,努力探索东南亚历史的不平衡性与多样性的特点,而不要囿于过去研究的思维定势、传统的方法与模式”。[4] 第一部分:中国东南亚研究亟待改进         安东尼· 瑞德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终于出版了![5] 本人在2003年建议翻译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从国内同仁处得到的消息是:本书北大图书馆没有,国家图书馆也没有!我当时大吃一惊: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国际名著,上册1988年出版,下册1992出版,十几年后堂堂中国居然连一本都没有(如果北京没有,其他地方的图书馆拥有该书的可能性则更小),更不用说有几个人读过了!2005年我曾送给北大东南亚研究中心另外一本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力作,即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 的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即《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约800-1830年》(卷一“东南亚大陆的整合”)(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卷二“东南亚大陆的折射:欧洲、日本、中国、南亚和海岛东南亚”2009年底刚刚出版)。但真正认真读过的学者应该很少,而知道该书的学者恐怕也不多。这两部西方有关东南亚近世(early modern)历史的力作对西方东南亚的研究、甚至世界历史的研究的影响已经是波澜壮阔、方兴未艾,但中国国内还仍然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如果没有外界的推动,国内对这两部名著的了解和翻译出版恐怕还要再等上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国内学者直到目前仍热按经常引用的还是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霍尔的《东南亚史》。岂不知道,在国外, 霍尔曾经有重大影响的巨著早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外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名著并不是对当代历史和政治经济的研究,而是对东南亚近世历史的研究。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 长期以来着眼于殖民地时期和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但在他最近的又一力作(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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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会副会长龚缨晏主编《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百年回顾》(Maritime Silk Road Studies in 20th Century China)﹑《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集萃》(Selected Papers on Maritime Silk Road in 20th Century China)出版

  •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研究百年回顾》(Maritime Silk Road Studies in 20th Century China)     [主编﹕龚缨晏  副主编﹕刘恒武。宁波博物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目          录 上编 第一章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萌芽阶段(1840—1900年) 第二章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形成阶段(1901—1948年) 第三章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停滞阶段(1949—1977年) 第四章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繁荣阶段(1978—2000年) 下编 第五章  中国与东亚其它国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回顾 第六章  中国与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回顾 第七章  中国与欧洲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回顾 第八章  中国与美洲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回顾 后记 《20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集萃》(Selected Papers on Maritime Silk Road in 20th     Century China)     [主编﹕龚缨晏  副主编﹕莫意达。宁波博物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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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会理事廖肇羽的西域历史文化力作数部问世

  • [据"塞外清风 : 湖湘浅绿染天山"(http://blog.sina.com.cn/lzyu)    2012年1月讯﹐本会理事廖肇羽的“西域历史文化”系列多部﹐近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兹刊登作者生平及数种著作的内容简介于下。]         廖肇羽,副教授,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所所长,从事西域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已出版《笔耕大漠忆吹箫》、《千年回首望昆仑》、《艺术审美的神韵》、《西域历代文学作品选注》、《西域文化史略》、《西域文献书目集成》、《西域重大史实图鉴》、《西域战略纵深与文化戍边愿景》等学术专著,《欲说丝路话西域》、《西域风起塔里木》、《胡杨神韵》、《美仑美奂雷公仙》等影像志,并主编了《大学语文》与《行走西域:丝路遗产开文化旅游新局》、《星耀塔河:环塔里木中外文化大碰撞》、《穿越苍凉:丝路中印文化交流展神韵》、《千年西域,百年新疆》、《陆海统筹视野下的文化戍边方略》等文化论丛。社会兼职有新疆兵团西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新疆兵团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高校博物馆专委会委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新疆历史学会理事、阿克苏地区旅游协会常务理事等。                 《西域战略纵深与文化戍边愿景》内容简介 :         西域自古属中华西北门户,如今不厌不倦上下求索,倾情地缘战略考量,非唯学术兴趣,乃忧患使然,亦求心之所安!西汉武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基于中央王朝特定的安危存亡现实,皆重西北而轻西南,后演化为塞防海防并重。“南洋”局势动荡,中央王朝失去了自由地通往大洋的信道;“西域”发生巨变,中央王朝呈现进退失据的颓势。由于地缘政治关系,亦即新疆紧连河西走廊,距离中原仅咫尺之遥,动静直接牵涉到内地安危。质言之,一旦新疆局势失控,成为脱缰野马,异己势力或敌对国家插手进来,足以经由甘青捷径直拊陕蒙脊背,进而震荡京畿,觊觎中原大地。无论是历史上中原内讧,还是近代以来沙俄用兵,西北危机皆为民族大患,这存在不少恶例使人们不能不防。新疆稳定性直接波及西北安全利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安危也受到重大威胁,就说成为国家安全的罩门也不致引喻失当。如果我们要效仿汉唐元清盛世,经由新疆向西拓展,经略三亚(中西南亚),西北缺失就会“进则不足”,反过来说,完全掌控新疆会对疆独起到一锤定音的威慑作用。          新疆由传统转向近代,道路曲折而漫长,智者谋于未来,慧者当下心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身为一人文知识分子,抚今追昔,鉴往知来,责无旁贷,对种种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颇有感悟。古人云: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四十有一,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陆放翁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没有任何一种生存体验是多余的。我在塔里木大学一直从事西域文化研究,恰好发挥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不辞辛苦,深入调研,十余年里足迹踏遍天山南北、塔河两岸。我们大量进行田野调查,可不是闲逛县城,而是深入乡村,借用塔大许多老师的话说,就是新疆人也很少如此田野采风。偌大西域文化博物馆中琳琅满目的图片,就是筛选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尚不及我们积累的十分之一。         人生最美好的十年岁月耗费在边陲,终究留下了种种不舍的深厚情感,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长期游走城镇与乡间,广泛接触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塔吉克、柯尔克孜等各族群众,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真是感触良多!这牵涉的领域终究太广,需要集合历史、地理、民族、宗教、哲学、经济等各方面专家学者一起讨论始有所成,如果凭借学术的深度引起学者的讨论和政府的关注,能为国家对新疆与中西南亚广大区域的文化规划提供战略建议,也算我们读书人为边疆长治久安尽了绵薄之力吧。                  《西域重大史实图鉴》内容简介 :         西域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腹地连成一片,交通的便利、经济的互补、政治上的归属使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对绚烂多彩的各少数族裔文化显示出强大向心力,少数族裔仰慕汉文化频繁进入中原,王侯将相、文人雅士及普通大众更欣然领略阵阵“胡风”。         东南到西北空间虽距万里之遥,但西域以独特风姿神韵吸引着华夏文明向其渗透,内地居民远赴边疆,共同开发西部边陲。中原以开放心态向西,西域则积极东进。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原依托经济上的互补性,产生了两地交易主体的文化融合,消失的文明屡屡破土而出诉说着昔日的辉煌,更让后人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         在西域同中原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的基础上,汉代在西域设立都护府,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管理。此后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域立郡置县,遣官设职,推行政令,波波相继。在这过程中,屯垦戍边支撑起来的丝绸之路成了一个重要的桥梁纽带。丝绸之路承袭沧桑久远的玉石之路,扩展了中原与西域居民东来西往的远程迁徙。汉人西出阳关,不光是给开发西域送去了劳动力,同时也将先进生产技术和各类物种传入西域, 从牛耕到坎儿井显现了中原文明灵活适应西域环境的超强能力。先进的中原农耕文明提升了西域绿洲农耕文明的水准,也加速了草原游牧文明向定居农耕转化的进程,最终带来文化主体的变动即区域文化的彼此渗透与扎根。          中原诸多河流大体由西向东滚滚向前,故有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浩叹,但疏勒河缘于地形地貌特点, 蜿蜒朝西注入罗布泊。中原西域地理结构上山川一体,文化血脉上臂指相连,延续至今仍然让人深切感受到一派远迈汉唐的古风神韵,一种峥嵘岁月的激荡豪迈,更让人对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喟然长叹。我们相信,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文化背景下, 自古以来各族群众共同保卫边疆的伟大事业能因此发展壮大,塞外驿站的壮美也将永远留在西部。                  《西域文献书目集成》内容简介 :         缘于丝绸之路带来广泛而具有深度的交流,多种文化在西域交融荟萃,色彩斑斓。历史上十分频繁的民族迁徙和交往,则导致了西域居民错综复杂的种系族属和民族关系。多种宗教并存,歌舞兴盛,尤其是塔里木河流域文明之花开放得最为璀璨多姿,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尽管这种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未居主流地位,却异常灿烂辉煌。境内文化河流不少,山脉尤其具有神秘气氛,在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中,昆仑山就成为中原与西域的交接点。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和本土悠久历史,保持了一种特有的活力,中国文化史上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文人学者大都受到西域文化的熏陶。历史上,有关西域的记载,典籍众多,浩如烟海。后世相应的学术研究也无以罗列。因世变时移,人间沧桑造成不同世代间的解读差异,却不啻天壤,以至言人人殊。         一、本书目收录了自先秦至现当代出版的有关西域研究的中文和西文典籍舆图万余种,由汉文、民文及外文三个部分组成。书目分为专著书目、论文索引、报刊文摘、研究图鉴四编(卷),每卷又细分为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考古、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教育、工具•综合•其它类,这样凡内容较多的大类,酌情分有若干小类,同类内容一般按出版时间先后排列。         二、书目的著录格式,汉文与民文(民文版图书,由于技术处理上的原因,只采用汉文译名著录)图书为:书名(并列书名)、著者、编者或译者、出版地或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年),外文图书为:著者或编者、书名、出版地或出版单位、出版时间(年)、中文书名。个别图书无法著录完全的,采取有多少著录多少、照实著录的原则,凡多种版本的图书,编者尽可能按时间先后详列版本,凡同一作者在不同著作的著录不完全相同时,均按原书著录,不再统一。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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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会学者刘迎胜《海路与陆路 ― 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2011年4月出版

  • 《海路与陆路 ― 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 作者: 刘迎胜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1年4月 页  数﹕ 400 丛书: 清华国学丛书 内容简介   《海路与陆路》是蒙元史、海外交通史专家刘迎胜教授近20年有关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的精选。全书分为海、陆两编。“海路编”从新的视角考察了“东洋”与“西洋”的概念,探求了郑和及其以前时代中国在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海域的活动,澳门在东西交流中所起的作用。“陆路编”从中古时代大漠南北游牧民族的迁移活动出发,以汉-伊斯兰史料对比的角度,研讨元明两代汉地与内陆亚洲之关系。 作者简介   刘迎胜,1947年生,河南省获嘉县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特聘兼职教授。现任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蒙古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研究会及中国海外交通史副理事长。曾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多国“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游牧/阿勒泰丝绸之路”考察,并被推举为国际考察队副队长、队长。   专长于蒙元史、海外交通史及内陆亚洲、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研究。已发表学术论著与译著百余部(篇)。                                                           目        录 「海路编」 “东洋”与“西洋”的由来 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 宋元时代的马八儿、西洋、南毗与印度 汪大渊两次出洋初考 海图、针路与回回地理学 楞严寺本《大唐西域记》有关锡兰山之战记载的史源研究 明清吕宋赴婆罗洲针路研究——前近代我国东洋地理交通的传统知识体系 干隆年间清政府处理朝鲜海难事件案例研究——看待宗藩关系的另一种视角 干隆年间的澳门的亚美尼亚商人 谢清高与居澳葡人——有关《海录》口述者谢清高几则档案材料研究 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郑和时代以前中国航海家的足迹与亚洲的海洋活动传统 「陆路编」 蒙古征服前操蒙古语部落的西迁运动 至元初年以前的垂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 白阿儿忻台及其出使——陈诚初使西域背景研究 永乐初明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 开展内陆欧亚学的研究——《欧亚研究》发刊词 《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序 《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序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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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会老会员高淑芬女史于2011年12月8日辞世

  •  [本网讯]         2011年12月8日﹐本会老会员高淑芬总编的女儿吴浩宁(暨吴浩清)电告﹐其慈母因(3日凌晨)脑动脉肿瘤导致中风﹐经医治抢救无效﹐于是日下午不幸化鹤西游﹐享年七十一岁(1941年1月8日-2011年12月8日)。噩耗传出﹐天地同悲﹐本会仝仁均痛悼莫名﹐并请其亲友节哀顺变。          高淑芬女史﹐吉林长春人氏﹐1941年1月8日(庚辰年十二月十一)诞生。1961-1966年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毕业后曾于内蒙古﹑青海等地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后在北京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出版社编审及汉文总编辑﹐兼任中华万年网中文版特约主编。晚年又继续为《清史》编纂工作竭尽余力。长期以来﹐她撰写了《西藏通史》(与陈庆英合作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巨著 ﹐编辑﹑审订了上百部历史文化图籍﹐诸如《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西藏知识丛书》、《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西藏卷》等等﹐对于清―藏等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搜集海内外藏学研究资料及讯息﹐其足迹遍及祖国东﹑北﹑西﹑南包括港﹑澳﹐乃至于欧﹑美各国﹐用“芬踪淑影”体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的史家志向。今高女史虽离开人世﹐然犹翱游于毕生奉献的珠穆朗玛之颠﹐并永远活在人们的心底里﹗                                                                                                                  [2011年12月9日] 另見-http://www.world10k.com/blog/?p=1497 国家清史编委会网上工程﹕中华文史网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xlmb/xzsl/gsf/2011-12-23/32949.shtml                                                                   高淑芬简介         高淑芬,女,吉林省大安县人。1941年1月8日生。196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被分配到青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文革”后,调到藏学研究中心出版社工作,后任副主编、编审。她曾编辑出版《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西藏知识丛书》、《西藏山南基巧、乃东穷结社会历史调查》、《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西藏卷》等数十部图书,发表论文《一部科学全面揭示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长卷–读〈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等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之后,高淑芬被聘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组专家,承担起统筹图书清样审读这一艰巨任务。她一方面利用自身在出版界的资源,聘请资深编辑帮助审读清样;同时又亲自整理每部书稿的审读材料,对审读专家所提问题进行整理、确认,并亲自起草给出版社的反馈意见;为切实提高清史工程出版物的编校质量,高淑芬每年都把一年来清样审读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整理归纳,并在邀请合作出版单位参加的出版座谈会上,就提高出版物编校质量问题做主题报告,一方面分门别类通报审稿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另一方面就编辑过程中如何避免类似问题提出建议,从而使清史工程出版物的编辑质量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高淑芬因病于2011年12月8日在京逝世。  国家清史编委会网上工程﹕中华文史网>清史研究 > 学林漫步 > 学者书林 http://www.qinghistory.cn/qsyj/xlmb/xzsl/gsf/2011-12-28/32955.shtml                       勤勉工作  孜孜奉献——怀念原清史出版组专家高淑芬编审                                                                                                                               王梦欣          2011年12月8日高淑芬同志不幸病逝,突闻噩耗,真如晴天霹雳似的震惊了我们的头脑,她和我们在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组合作共事将近九年,在相互携手合作共事的工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前不久还相互通话,议定新年元旦之际祝福问候,聚会畅述,怎么突然间就天人相隔,竟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就离我们而去了呢!老天也实在不公,怎么让这样一位几十年如一日,献身出版事业的资深出版专家刚年至七旬就赍志而没了呢?伴随哀痛与沉思,她那和蔼可亲、优雅端庄的音容笑貌,她一生的经历及其在清史纂修工作中勤勉工作、孜孜奉献、埋头书案、清理稿件的身影又在我们脑海浮现。         高淑芬1941年出生于白山黑水间的吉林省,196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后分配到西北边疆地区的青海人民出版社工作,从此献身于出版事业。说来她和清史有缘,那时,她就编辑了美国汉学家恒慕义主编的大型传记史书——《清代名人传略》及以研究边疆民族史著称的马汝珩、马大正合著的《厄鲁特蒙古史论集》等著述。后来调入北京,供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属中国藏学出版社,先后编辑出版《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西藏知识丛书》、《西藏山南基巧、乃东穷结社会历史调查》、《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西藏卷》等数十部图书,发表论文《一部科学全面揭示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长卷–读〈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载《中国藏学》1996年第4期)等。由于工作业绩突出,曾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并提升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2002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之后,为编辑出版大量清代文献档案资料等各种图书,以为清史编纂工程服务,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组织成立了出版组,鉴于高淑芬出身历史专业,又具有丰富的编辑出版工作经验,尤熟悉清代边疆民族史,因而被聘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组专家,此后她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清史工程出版工作中来,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为清史纂修工程的出版事业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特别是在清史纂修工程出版工作开展伊始,一切都处于草创阶段,高淑芬同志充分发挥自身出版专业知识,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组各项规章制度、业务流程以及各丛刊装帧标准、出版物质量验收标准等的草拟与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清史工程出版工作因此得以很快步入正常轨道,陆续出版了大量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图书。         质量是图书的生命,质量高于一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十分重视图书出版质量,为此,2005年之后,出版组逐渐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严把图书编校质量这一环节,高淑芬同志又承担起统筹图书清样审读这一艰巨任务。她一方面利用自身在出版界的资源,聘请资深编辑帮助出版组审读清样;同时亲自整理每部书稿的审读材料,对审读专家所提问题进行整理、确认,并亲自起草给出版社的反馈意见。对于需要出版社重新编辑加工的稿件,由于会增加出版单位的工作量,高淑芬同志每次都亲自给责编打电话,耐心说明问题所在,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矛盾。为切实提高清史工程出版物的编校质量,高淑芬同志每年都把一年来清样审读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整理归纳,并在邀请合作出版单位参加的出版座谈会上,就提高出版物编校质量问题做主题报告,一方面分门别类通报审稿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一方面就编辑过程中如何避免类似问题提出建议。她每一次所作的主题报告,都受到与会的兄弟出版社的高度评价和赞扬,认为她不愧是资深出版专家。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她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实际效果。正是在高淑芬同志的努力下,一批不合格图书在印制前被及时发现,退回出版社进行再次加工,清史工程出版物的编辑质量因此有了大幅的提高。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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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富学教授(本会副秘书长)简介

  •         杨富学 男,汉,河南省邓州人,1965年5月出生,198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即分配到敦煌研究院工作至今。先后就学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新疆大学历史系、印度德里大学佛教系、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2002年获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被评为优秀博士后。现为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社会兼职: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甘肃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宗教学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维吾尔古典文学和木卡姆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佛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以西域、敦煌出土回鹘文、梵文等文献及其所反映的古代历史文化与宗教问题为研究方向。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10项,敦煌研究院科研项目2项;独立出版了《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获甘肃省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获甘肃省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获甘肃省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5部专著;合作出版了《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庄浪石窟》、《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敦煌佛教与禅宗研究论集》、《西夏与周边关系考论》及译著《佛教与回鹘社会》,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民族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讨论会文集》及《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丛书》。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文史》、《敦煌研究》、《世界宗教研究》、《西域研究》、《民族文学研究》、《民族语文》及西方学术名刊《中亚杂志》、《东方与西方》等书刊上用中、英文发表论文200余篇,300余万字,其中《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研究》一文获甘肃省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并有译文80余篇,100余万字。                                                                 杨富学著译目录                                                          (1986. 6~2011. 11)   一、专著、译著 1.《沙州回鹘及其文献》(杨富学、牛汝极),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6月,25万字 ①苏北海:《沙州回鹘及其文献》评介//《敦煌研究》1995年第3期,第200~203 ②薛宗正:回鹘史研究新进展——评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96年第6期,第15~17页 2.《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25万字 3.《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28万字 ①黄心川:《回鹘之佛教》序//《佛学研究》第6期,1996年,第312~314页 ②余欣:充实而光辉——读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第177~185页 ③黄夏年:《回鹘之佛教》读后//《中国佛学》(台北)1999年第1期,第319~334页 ④张迎胜:精美的西域文化之窗//《宁夏日报》1999年6年4日⑧ ⑤杜斗城:杨富学著《回鹘之佛教》//《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187~188页 ⑥黄夏年:集海内外之功  走中国人新路——杨富学著《回鹘之佛教》读后//《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第112~113,107页 ⑦刘汾:西域佛教研究再结新葩——评《回鹘之佛教》//《固原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第109~110页 4.《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杨富学、李吉和),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23万字 ①王尧:《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序//《甘肃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104~108页;《贤者新宴》第2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12月,198~202页 ②陈海涛:评《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一辑//《中国藏学》2000年第4期,第91~95页 5.《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邓浩、杨富学),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版,2002年6月第2版,35万字 ①陈宗振:《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序//《甘肃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第114~115页 ②哈力甫·巴拉提·艾立克:古代回鹘语研究的新成果//《巴音郭楞日报》(维吾尔文版)2000年8月23日④。 6.《庄浪石窟》(程晓钟、杨富学),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2003年8月第2版,12万字 ①樊锦诗:《庄浪石窟》序//《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2期,第4~5页 ②金维诺:《庄浪石窟》序言//《陇右文博》2000年第1期,第14、19页 ③李永平:《庄浪石窟》评介//《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182~184页 7.《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31. 4万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381p.(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年,修订本)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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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会员万明《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新近出版

  • 作者及该书内容简介﹕ 《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7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 (http://www.csspw.cn/Item/12943.aspx http://www.bookuu.com/detail/19/73/22/1973225.html)   作者万明,女,1953年生于北京。 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曾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进修一学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明史研究室主任,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故宫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并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海交史研究会副会长、郑和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明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著有《明太祖本传》、《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葡早期关系史》、《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主编,第一作者)、《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与何芳川合作)等多部专著,发表论文80余篇。本书是作者在多年研究基础上的一部完整、 系统之作,将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目录 自序 明代中外关系的开端   明代初年中国与东亚各国关系的重新审视   明太祖外交诏令考略   明代外交诏令的分类考察     ——以洪武朝奠基期为例   明初中外关系考论     ——以明太祖外交诏令的考察为中心   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     ——兼论外交特征及其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     ——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   明初“贡市”新证     ——以《敬止录》引《皇明永乐志》佚文外国物品清单为中心   整体视野下的丝绸之路     ——以明初中外物产交流为中心 … 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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